《鲁滨孙漂流记》对比研究——对重译假设的再讨论

重译假设旨在从历时译本中发掘重译变化的客观规律。重译本绝非对原著的一元回归,其最终形态会受到目标语语境中多种复合因素的制约。本研究以《鲁滨孙漂流记》20世纪30-90年代的三个经典译本为例,讨论目标语语言环境变化对译本形态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间隔时间较久的消极重译本在目标语运用上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多音词、人称代词与衔接成分的使用频率和功能分布等方面。     

《苏东坡传》汉译本中“把”字句应用及动因分析

通过创建小型人物传记翻译语料库,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分析《苏东坡传》中“把”字句在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中的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把”字句在两译本中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在语料库中大多数汉语原创人物传记中的使用频率;张译本和宋译本中“把”字句使用频率分别为1.619/千字和1.306/千字,张译本中“把”字句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宋译本（p=0.017*）。从图式理论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分析上述差异,以期为“把”字句的理解和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莎士比亚劝婚十四行在中国--汉语文化语境下对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笔者采用译介学的方法,对"莎士比亚劝婚十四行"三个中译本进行字句分析,发现它们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包括生育观、人生价值观)存在着"古"与"今"的差异,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负载(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思维模式和宗教理念诸层面而言)也有着"中"与"西"的不同.梁宗岱的译本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色,而梁实秋和屠岸梁译本则更多地吸纳了西方文化因素.联系社会历史环境,对译本差异的产生原因作了简要说明.     

《水浒传》典故文化图式的赛译本研究

古典名著《水浒传》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文化图式。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采用了文化图式移入策略、文化图式置换策略以及文化图式补偿策略将源语中的文化图式比较完整地展示在目的语读者面前。     

论《红楼梦》库恩译本的归化翻译策略

《红楼梦》的文化负载词汇清晰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面对中德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库恩以寻找中、德语中共有义素的词汇为着眼点,灵活运用以达意为主旨的归化翻译策略,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得以理解小说的深刻含义.中、德文化间的差异性,注定要产生翻译过程中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为译者库恩对《红楼梦》进行中、德语间的文字转换,寻找最适宜的表达语符和创造新的文学魅力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使译本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     

地道中的“杂合”——评张谷若的《苔丝》译本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必然存在具有源文和译文双方特点的“杂合”。即使被誉为归化楷模的张谷若《苔丝》译本也存在杂合现象。语言方面,译本中从词到句法都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翻译,并杂合在地道的译语中;文化方面,无论是人名人称及其位置还是度量衡单位、文化典故、谚语成语等的翻译也都存在异化的特点,使译文在文化上呈现杂合性。因此,杂合是语言文化交流中必然而且必要的特点。     

翻译是一种语言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再现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语言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再现.这是因为:1.语言只有在它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翻译的唯一目的是让处于目的语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翻译内容,接受翻译内容,达不到这一点,翻译就失去意义.2.翻译活动受目的语文化背景的制约.翻译本身不是单纯的文字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翻译内容上它受意识形态和强势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译者文化身份和文化倾向的影响.3.翻译的过程就是语言文化功能转换的过程.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实质上是在实现它的文化功能.要使一种语言中的文化成分传入另一种文化中,就必须实行语言的文化功能转换.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译本比较研究

村上春树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日本当代作家,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目前对其译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这两部作品上,关于《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译本比较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以原译文对照考证为主要手段,试对林少华、赖明珠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新水浒传》底本考

《新水浒传》是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基于《水浒传》日译本创作的现代小说,它开日本《水浒传》改写之先河,在《水浒传》日本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新水浒传》所据日译本即底本,至今不明。这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可靠的文本支撑。从《新水浒传》文本的外部、内部可考,其底本为120回《水浒传》译本。各译本所据《水浒传》版本为：幸田露伴《国译水浒全书》的底本为《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书》,佐藤春夫《新译水浒传》的底本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上述两个译本是全译本,文本信息最为全面,是《新水浒传》文本生成的支撑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