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边城》三个英译本文体特色分析

在建立《边城》汉英三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以语料库方法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三个译本的平均词长、词长分布、高频词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TTR)、平均句长、主题性方面进行比较,揭示了各个译本的文体特色。三个译本总体上都具有显化原文信息、增强译文可读性的共性,同时又表现出文体特色方面的差异:项译本文学性较强,书面程度较高;戴译本较为简单,用词范围较小;金译本语言表达较丰富,但受原文形式限制较大,具有翻译文体的特点。     

读者期望从文学译本中获取的是优化——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文本谈译文的优化目标

本文从读者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目前翻译界争论不休的关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问题,从翻译的时代性、文学作品翻译的特殊性方面进行论证.提出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应该做到的是优化,从而满足读者的需求.     

西夏文《〈自在大悲心〉、〈胜相顶尊〉后序发愿文》研究

天盛元年(1149)西夏仁宗御制的《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项尊》后序发愿文存夏、汉两本.本文通过与汉文本对勘,对西夏文本发愿文进行全文释读.两种文本的同题发愿文与同本异译的夏、汉两本《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顶尊》译文风格不同,可以初步认定西夏文本发愿文是汉文本的节译本.对此发愿文的释读在复原汉文本发愿文过程中具有文献学价值,与汉文本对勘则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     

生态背景下的旅游译本状态研究

翻译过程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也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选择的过程。旅游译本生态环境是指原语和目的语文化、旅游经营目的以及译者、游客、旅游经营机构之间形成的整体。对外旅游宣传要让旅游经营获利,又能宣传当地特色和文化风俗,译者必须采取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翻译原则和策略才得以生存发展,译文在接受优胜劣汰的规律后也能得以生存生效。     

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推动下,清末民初翻译来的西方逻辑学译本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多将Logic译为辨学、名学、理则学;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学者编著的译本,多将Logic翻译为论理学。这些以“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为译名的西方逻辑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始发轫并成形。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博采众长,编译出各种逻辑学讲义,以适合中国读者及清末新式学堂教学之用。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逻辑学以“论理学”或“名学”的名义,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列入师范学校及高等学堂日常教学设置中。新式学堂课程日益完善,从西方移植来的逻辑学,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新学科。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     

异步共踵:清末民初统计学著作的译述与编写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统计学,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翻译来的统计学著作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从印欧语系直接翻译而来的各国统计年鉴;二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日本学者译著的统计学著作,日本学者将英语statistic音译为tokei,或译作政表、表记、制表或作综计,该词而后由日本辗转传入中国。日本统计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统计学的发轫。在译介西方统计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探索编著各种统计学讲义,以适用于新式学堂的教学之用。早期的知识精英们对西方现代统计知识的认知与接受,并非是简单的他者渗入与移植,而是一场由西方文化传播者与本土接受者共同参与的复杂的在地化知识生产的过程。随着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七科之学的逐渐形成,统计学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