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觉经》的真伪之争新辨

《圆觉经》的翻译是由个别僧人自发组织的"民间译场"完成的。完成之后,未履行向朝廷申报入藏程序,也未编订记载此经翻译过程的经录,或者可能编订但流传不广。古代佛教史家依据言必有据的原则书写,将有些许矛盾的传言都记录在案。其后,宗密访得流通于教界的《圆觉经》抄本并且多方收集当时的注疏,据此编撰《圆觉经大疏钞》等著作。此经逐渐在教界流通,对唐中后期的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智昇、宗密仅仅怀疑此经翻译过程记载的不完全或者舛误,从未曾怀疑《圆觉经》的"真经"身份。当代学者以古代文献记载分歧为由,以自己所认定的佛教某些派系的思想为准,将其判为"伪经",是缺乏说服力的。     

接受美学理论下《威尼斯商人》译本对比研究——以朱生豪与方平为例

本文通过朱生豪与方平《威尼斯商人》译本对比研究,发现朱生豪多用直译、直译加注等翻译策略,注重译文的文学性;而方平则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体现戏剧通俗化和口语化的特点。二者翻译策略不同,译文的形式及其达到的效果就各具特色;在翻译剧本过程中,应多样化的使用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法,同时也要对剧本有一个具体、透彻的分析,翻译后的译文要能充分体现戏剧中各主人公的性格特点,这样才能帮助观众领略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剧情以及思想特点。     

外国文学翻译体例的时代演变——基于《瓦尔登湖》不同译本的比较

对比了《瓦尔登湖》的三个代表性译本：1982年的徐迟译本、1996年的许崇信译本与2006年的戴欢译本。徐译尽量忠实于源语和源文化,力图保证目标读者能理解新鲜的异域事物和概念;戴译通过精短的前言、大肆改动后的目录以及段落结构,使译作浅显易懂;许崇信对译本体例的调整则介于前两者之间。总体而言,三篇译文编排体例的前后各异,折射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策略上的异化减弱、归化增强的悄然变化。     

论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节庆民俗词汇的文化传译

节庆日以及节庆民俗词汇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国的节庆盛典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往往是异族文化所缺失的。《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杨宪益、霍克斯译本,对大量的节庆日以及节庆民俗词汇进行了各自认知的翻译。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原则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认知,都会影响其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选择。如果要将那些有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民俗词汇完美地传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出现文化流失现象,是乎近不可能的;所以,译者就是要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在不完美中寻求完美,以搭建文化传播的桥梁。     

杨译本《红楼梦》中“借代”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以来被公认是最完整地道的宏篇巨制翻译。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文本的文化内涵表达都是恰当和准确的。本文就杨译本《红楼梦》中的借代修辞格进行讨论,主要以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归化和异化进行分析,揭示杨译本中关于借代的巧妙处理,为翻译界同仁提供借鉴。     

论培根"Of Studies"的三个译本--兼谈翻译批评的立体思维法

考察一篇译文的好坏,不仅要有横向思维,包括原作者的写作手法和风格,而且还要对之进行纵向思考,要有立体思维感.这就是说对译文既要有共时性的研究又要有历时性的探讨.本文考察了曹明伦、水天同和高健三人对培根的"Of Studies"的翻译,指出曹明伦的译文不但把培根写作风格译了出来,而且把培根的散文语言在英语语言文学历史上的地位也反映到了译文当中.     

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经典重译分析探讨

文章以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为语料,以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文为参考,以Halliday的情景语境、评价理论和三大元功能理论为指导,就译林版译文中的漏译误译现象、词汇的不当选择以及语篇连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的结论是:正确理解原文情景语境内涵为高质量的译文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语篇的情景语境不仅为正确理解句子的概念意义铺平了道路,而且对源语篇中评价型词汇所承载的人际评价意义在目的语文本中进行最大程度的等值转换,还为涉及篇章功能中文译文小句的拆分调序等问题,提供了客观有力的指导作用。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重译是"操纵"的必然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其经典代表作,我国1943年出版了第一个译本,建国以后各种重译本层出不穷。"操纵学派"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时代的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等内、外部因素对译者的操控造成的,名著重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好逑传》珀西译本中的选择和顺应

作为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早期翻译和传播的典范,托马斯·珀西编译的《好逑传》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本文从语言顺应论的角度入手,从文本选择、文化立场确立和文本意义传达这三个层面上分析《好逑传》珀西译本中体现的选择,以探讨珀西如何在上述三个层面上成功的顺应了本人的翻译目的和目的语读者的要求,从而实现了文本、译者和读者之间的成功交际。研究发现:在文本的选择上,帕西选择的《好逑传》顺应了其本人的教化意图以及读者的文化审美需求;在文化立场的选择上,帕西顺应了本国的文化立场;而在文本意义的传达也就是在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帕西又成功地顺应了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     

梁实秋的“钉子精神”

正34岁那年,梁实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打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项工作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梁实秋当时想,如果光靠自己一个人翻译,不知哪年才能完成这项工程。思来想去,梁实秋打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很快,梁实秋物色了另外4个人和他一起进行翻译工作。那4个人分别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梁实秋打算,他们5个人,最少6年,最多用不了10年,便能翻译完《莎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