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梦寻——“重读杨朔”之二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驱使下,杨朔散文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选材与提炼、意境与氛围,是杨朔散文凸现其既定思想目标而又最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重要环节。杨朔因此使自己散文创作的艺术追求适合了当时时代的政治要求,因而也就以其“形散神不散”和“寻求意境美”的“诗化”品格成为了“十七年”年散文的典范性文本。其影响是深远的,但正因为如此,也留下了无法否认的遗憾     

诗歌在我的面前, 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自述《诗耀中华》

诗歌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诗歌,是人类抒情表意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诗大序》评价古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有人说,诗歌是文学语言的最高形式;有...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祈诗歌评论述略

“九叶”诗人唐祈 强调艺 术的独创 性,注 意从新 诗 产生 的主 客 观条 件、内在 规律 以 及外 来因 素、古典 诗歌思想 及艺术渊 源等诸 多方面, 对中国现 代新诗发 展历 程及 其内 在精 神予 以全 方位 把握 ,并 指出 现代派诗歌 以现实 主义、浪漫 主义之 外的第三 种创作 方法 象征 主义到 现代主义 进入诗 歌的发展 史。唐祈 诗论以诗 人的诚实 和学者的 严谨、客 观见长 。     

阮旨遥深——试论阮籍《咏怀诗》的风格特征

《咏怀诗》是阮籍人生追求的形象化体现。诗人通过凋零衰败意象的塑造、阴沉幽暗色彩的运用以及日暮途穷的时空描绘 ,制造了一种冷峻的气氛来表达深沉的人生忧患 ,诗歌呈现出抑郁悲凉的特征。经历着现实痛苦折磨的阮籍有着超越苦难的强烈冲动 ,通过对虚幻的神仙世界的描绘表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其诗呈现出飘逸高远的特点。在艺术方法上 ,阮籍继承《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 ,多用比喻、象征等手法 ,使其诗呈现出委婉曲折的抒情风貌     

清代咏藏诗的文学史意义——以驻藏大臣诗为对象的考察

以驻藏大臣及其随员、入藏将军及其文员为创作主体的咏藏诗人群体,其创作的咏藏诗,既拓展了清代文学的地理边界,又丰富了清代诗歌的表现范围,赓续了中国诗歌中贞刚、壮大的诗风。此类诗将诗人建立功业的决心、报答君王的恩遇融入对雪域险峻高山、峡谷的描写中,凸显出封建士大夫对社稷、黎民的责任与担当,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人格。此外,驻藏大臣向来从蒙、满官员中铨选,因而清代咏藏诗人具有了多民族身份,他们将藏语词汇音译入诗,其创作本身便践行着中华多民族互融的文学史观。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本没有终极的意义。翻译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意义,而无法完全准确科学地获取意义则使源文难以逃脱翻译暴力的侵袭。中国典籍文化的深厚性使其在经过译者的理解和再表达后更易遭受种种损伤。翻译暴力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暴力阻碍文化交流,积极暴力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无法避免翻译暴力,所以译者的明智之举是切实规避消极暴力,适当采取积极暴力,以便忠实源文精神,守住伦理底线。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是矛盾统一的关系,译者应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译者在典籍英译中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灵活运用积极暴力,增加源文的可译空间,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在异域他乡广为流传,泽披天下。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