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京师诗坛对山谷诗的接受

山谷诗在清道、咸年间的京师诗坛受到普遍推崇。师友间的辗转传授和相互影响推动了其广泛传播,而程恩泽和梅曾亮的作用尤为突出。诗人群体虽有宗宋与宗唐之分,但对山谷其人其诗均有赞誉。他们深契于黄庭坚挺立"不俗"的道德人格和潇洒物外的风神,并本于不同的诗学立场论列其诗作的艺术特征和渊源,进而肯定他在诗史中的地位,对山谷的诗学批评与创作也有引申和借鉴。这一现象既是乾嘉以来诗坛推举山谷之风气的延续,亦不乏现实针对性,即纠正性灵诗风;向后则开同光体之先声,成为诗学风气转变的重要表征。     

论清代蒙古族作家松筠的咏藏诗

作为清代治边名臣的松筠,他的咏藏诗可以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作品对其治边经历和藏区历史、风情文化进行了真实的描述,成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作为政治家的松筠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也表达了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治边思想。在这种治边思想的指引下,他在西藏的治边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西藏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这正是民族文化交流之花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辨

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     

"阴阳合德":壮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布洛陀经诗》的性别哲学研究之二

《布洛陀经诗》虽然已超越"孤雌繁殖"的认识阶段,但却没有完全陷入男性"惟我独尊"的窠臼。其中关于男女祖神并尊的唱颂,以及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某种肯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壮族性别哲学的精髓。这些思想是我们在寻求性别和谐发展之道时可以借鉴的。     

论南永前的图腾诗歌创作

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由早年的浪漫抒情诗写作过渡到选择朝鲜族图腾作为诗歌创作的新的表现对象与情感载体,已有20年。不少评论家都认为南永前此前的诗歌创作虽然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毕竟没有与同时代的乡土诗拉开距离,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创作的图腾诗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罗兰·巴特曾在《S/Z》中将一切文本分为两种,即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南永前的图腾诗歌无疑是一种“可写的文本”,因为它们满足了评论家们关于民族史诗再创作与文化史诗写作的集体想象。诗人花了20年的时间来研究朝鲜族的图腾文化,并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终…     

双面的雅努斯--试析巴赫金美学人类学主体性的涵义问题

审美创造主体论是巴赫金美学思想的核心,涵义结构复杂,但这个结构整体上却有鲜明的特征一体双义.他既是外位整体的审美观照者/创造者,又因对他者的当下直观产生交互性的同情体验而成为一个形象化的客体性人物.反映在作品创造中,一方面他是一个不可论定者,同时又客体化为两付"面具",成为叙述人和主人公;另一方面,读者从作品整体的形式中能感受到他把握语言的艺术功力,而这一能力却来自大时代文化史的形塑.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

元代萨都刺《雁门集》中保存有数十首涉道诗,是萨都刺寻访江南道教的历史记录。萨都刺作为东来的回回人,注意了解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他足迹遍及江南道教名山宫观,与道门人士结为方外之友,这反映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中,不同民族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     

水的象征义及其蕴涵的民族文化精神

象征是一种修辞技巧,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广泛运用,深融于传统文化的有机体之中。水作为大千世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自然形态多样,因而被赋予了“人格、情感、时间、美、生命本源”等众多的象征义,并且透过水的象征义也折射出“正道直行、民为邦本、豁达乐观”等民族文化精神。一、水的象征义(一)水具有人格象征义所谓人格象征义是指在原本与人类和人性没有关系的意象中,赋予人性和人格的含义,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水是有生命的物质,是有德的,并用水之德比君子之…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