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义的字面化:典型环境中焦点的凸显——论“败绩”词汇化的历史文化氛围

"败绩"本义为"毁坏绩麻",后产生隐喻义"毁坏功绩""事情的毁坏、失利"和"战争的失败"义;随着当时社会对战争环境与战争结果的普遍关注,"败绩"其中之一的隐喻义"战争的失败"上升为字面义,而在同时,"败绩"也固化为一个词。从"败绩"的词汇化历程看,隐喻义向字面义转化的关键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典型环境中图形的一种张显和普遍认可,是人们适应其特定时代或特定需求的一种主动选择。隐喻义的字面化是词汇化的一个条件。     

断肠天涯滞客吟--论江湜行旅诗

清末苏州诗人江浞遭逢离乱，半生辗转闽浙苏三地，生命历程与行旅密切联系，毕生心力凝结为《伏敔堂诗录》，诗集中行旅诗歌占百分之四十之多，这些诗歌记行述闻见，以漂泊回归为内核，辐射出孤独、深愁、思乡、回归四类情感主线，于山程水景中抒写出一颗乱世愁郁的心魂。     

南宋诗学的“尚味”阐释观念

“尚味”的阐释观念是在南宋诗人学习“晚唐风味”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然而对“诗味”的提倡却不能仅从学习晚唐的这一表面现象进行解读.在“尚味”这一阐释观念影响下,诗歌创作和观赏、品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兴”、“活处观诗”、“涵泳”等对诗歌创作和品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佛禅事典与苏轼诗

宋代佛教发展的总体走向是世俗化与大众化,文学化亦即诗化为重要实现路径;文士热衷习佛参禅且以才学为诗,苏轼可谓杰出代表。苏轼的才力提升与学识积累,颇得佛禅之助益;苏诗多摄化佛禅事典而为作,改变了言志缘情、描摹山水的诗歌传统,拓展了诗歌创作新境域,是为宗教助推文学新变、文学助推宗教传播的典例。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汉字的语言义与超语言义

汉字不是单纯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从起源看，汉字与汉语是异源同流的关系，汉字的形义与汉语的词义不完全等同，汉字的意义系统是形义和音义的综合，语言义和超语言义的统一。     

“剧诗说”析疑

张庚"剧诗说"是在传统曲学影响下,借用西方的概念,并结合中国戏剧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剧诗说"在肯定戏曲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密切关联、揭示戏曲的"诗化"本性、抒情写意的特质及编演上对"诗意"的追求诸方面都有着独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它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诗性领悟戏曲艺术精神实质的方式,意义更是重大.但作为概念."剧诗说"还存有某些西方理论话语移植和改造的痕迹,并且基本上是以文学为参照系,这样一来,它在表征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戏曲的本质方面,难免存有遗憾.事实上,包括张庚"剧诗说"在内的现有戏曲本体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存有此弊,即试图对"戏曲是什么"作出一言以蔽之式的回答,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悟入戏曲艺术精神所需的思维方式及言说方式.因为众多已有的戏剧本质学说,大多流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归纳,也即说,其理论前提多数来自经验,而很少在一个更基础、更具前提性的本体论层面反思;而少数进入戏剧本体论领域的,又往往对本领域的前提性问题缺乏自觉或漠不关心,使得界定往往是非反思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成熟的戏曲本体研究必须有效借鉴某些哲学的运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