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

隋唐之际诗学中的雅正观念及体制,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它主要以梁大同以后发生的浮艳、淫放、轻险的诗风为抵制对象。与后来复古派整体否定齐梁诗体的主张不同,此期的雅正观念与体制,是齐梁体内部的一种诗学倾向,其雅正的典范主要来自于晋宋诗歌,与浮艳诗风的区别则在于丽淫与丽则的不同。浮艳诗风始于梁代,至陈、隋时期与流行的新声艳曲结合,一直波衍至唐初;雅正诗风则以炀帝君臣与太宗君臣为主要的提倡与实践者;但是从梁陈到隋唐的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同一批作者中两种不同的表现。雅正诗学有它的局限,并被后来兴起的复古诗学取代,其在诗史上的历史作用也被后者掩盖。     

中国本土对话诗学的构建

对话理论、对话诗学的基础是对话哲学,或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西方,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开端的,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特别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则走向了巅峰。但对话理论在实际的学术世界又是以多维化的面相存在的,如解释学、接受学、阅读学、主体间性、生态论、阴阳交感思想等等,当然还有专门的对话学理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整合、建构。另外,若从一种平等的关系结构或交流模式来看,中国哲学、诗学中也早就存在相关的对话论了,因此,也有必要建构一种跨文化的、贯通中西的对话理论。至于把这种新的对话理论模式转换成一种对话诗学,就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是对巴赫金对话诗学的自觉的兼融和超越。     

传播考辨及其文化特质

本文从中西“传播”渊源考辩、传播与文化的关联、传播的文化特质、文化的传播功能四个方面，论述了传播的特征及其文化特质，这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女性主义诗学视野下的迟子建创作

阅读迟子建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创作风貌广博大气,作品内容丰富深厚,相较于女性意识张扬激越的当下,文坛呈现出不同的写作特点。在"超性别写作"的理论和创作背景下,迟子建从女性主义诗学的视角,展开其"超性别写作"下的女性书写,此外,其创作中还表现出独特的自然和社会视角。不管是在对女性人物塑造上的独特价值关怀,还是对于朴实纯净的大自然的诗意描绘,或对于广袤复杂的社会图景的写实揭露,迟子建都坚持站在"人"的视角以有节制的情感进行创作。     

难以拒绝的隐喻——对于坚诗学核心命题的追问与蠡测

拒绝隐喻是于坚诗学的核心命题,然而这一命题在理论及实践层面遭遇到双重尴尬.就理论层面而言,隐喻原则同转喻原则一样是支配语言有效运转的基本规律之一;就实践层面而言,完全拒绝隐喻会带来扼杀诗意与诗美的代价.所以,抛弃宏大空洞的理论旗帜,像接纳语言一样接纳它的隐喻与转喻,就成为诗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务实与自立——日本“入联”始末及其文化渊源

作为反法西斯同盟讨伐对象的日本,在战后十年的时间里便与曾经的敌人化敌为友,成为联合国谈判桌上的一员。是哪些因素的改变导致了这种变化?随着各种资料的     

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精神相通

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和中国古典诗学在语言本体论上存在着某些精神相似性，因而可以起到互释的作用。对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核心范畴“道说”以及“诗思之辩”的解读有助于反观我国古典诗学的潜在思想体系，为当代因受西方话语影响而处于“失语”状态之下的中国古典诗学的重建起到拓宽研究思路、丰富研究视阈的启发作用。     

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德语中性别歧视文化渊源及其规避

近年来德语中出现的成对表达、中性表达以及其他改写形式,均有助于体现语言上的两性平等。要彻底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只有从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着手,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认同。     

“悲剧”随想

<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第六章里给悲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首先提到悲剧是一种摹仿,然后说明了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等.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了悲剧的作用——"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同时在《修辞学》第二卷第五章他指出怜悯是种感觉,引起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