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诗学的文体论

藏族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了汉地和印度的文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文体分类上根据诗歌的音节和韵律把诗分为诗体、散体和诗散混合体三种文体,又从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和集聚式四种类型做了详尽的阐述。藏族文体理论的特点在于:文体分类上坚持从外形式上划分文体的类型;文体论述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文体研究上以藏族的文学实践阐释和发展《诗镜》文体理论。     

禅诗与禅思——论僧诗的范围、分类及审美取向

僧人所作之诗即为僧诗,然其外延受作者、惯例、体式、内容等因素影响,变得十分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僧诗依据内容性质可分为世俗诗、劝诫诗、禅悦诗、颂古诗四类。与世俗文人诗相比,僧诗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其质量好坏与作者的宗教修为程度有关,其诗风以平淡清空为主,其创作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表达方式也极为自由。二者大体分属于两大诗学系统。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轻与重：美丽的悔——读张枣《镜中》

张枣很早就开始尝试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试验,《镜中》便是一例。通感和＂词义借用＂使＂悔＂变得美丽轻盈,人称转换造成了心理空间腾挪,＂镜中＂这一出色运用的意象统摄了全诗,三者共同织就一个复杂的文本。这些技巧帮助平衡了诗中的轻与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华典籍英译的诗学特色与操纵

通过对典籍中字词、句法、修辞三个层面诗学操纵的分析和研究,揭示诗学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中华典籍译介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弘扬华夏文化,促成东西交流,推进全球文化多元化,以期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法治话语的理论探析与本土法治方言的建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中国的法治话语逐渐引起重视,在长期学习苏联法治经验和受到西方法治话语的推力下,我国的本土法治方言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中国法治话语缺失原因的基础上,凭借福柯有关权力话语的认识,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法律实质渊源、价值观和法学研究方法论。     

胡适的旧体诗观

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大致呈现出由求学阶段的反思纠弊,到文学革命时期的批判趋新,到新文学落潮后的平心而论,再到晚年寓居美国后归于通达公允的轨迹。这种变化及其诗论中所表现的矛盾性,暗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在对待旧体诗这一文体上所遭遇的困境。因而他在看似激进的批判后,逐渐归于理性。而他在公共视野之外对旧体诗的"亲密接触",则说明他在经历了新旧诗长久的对抗后,最终走向了和解。胡适态度的转变也就成了对旧体诗存在价值的一种体认。     

小说的艺术性——巴赫金诗学思想渊源重议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作为文学理论的传统诗学已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需要探索科学的新方法来揭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由此涌现出彼此争鸣的诸多诗学流派,它们都延续诗学对象为"诗"的古希腊传统.在高扬史诗而贬抑小说艺术性的语境中,巴赫金以哲学-美学家身份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试图革新诗学研究范式,重新描述已被小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他发现了长篇小说体裁不同于史诗来源的古代民间狂欢节文化渊源,找到了小说研究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借此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科学的对话哲学基础.巴赫金在研究小说时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对话和狂欢化理论,主要并非政治上的苏联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符合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唯其如此,他的诗学思想才会成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学术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