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视野中的汉魏文学

文章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了汉魏文学 ,辨析了汉魏时代儒家诗教、文的自觉等理论问题 ,勾勒了汉魏文学与政治的流变态势和主要特征     

中西文化互阐中的“无目的”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简论

该文坚持中西文化互阐的立场，揭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建构的真相其“无目的”论诗学话语的建构就奠基在中西文化的比照参证之中。郭沫若在倡导文艺“无目的”的同时，并不反对文艺的功利性，有时甚至不惜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看起来两相矛盾，但实际上是郭沫若以“人格”为中介，强调个性人格的自然流露与社会性的自然转化，既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又不忽视文艺的特殊规律的结果。     

古波斯“不净人”考

中国史书记载波斯“不净人”专事“弃尸于山”，文章考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丧葬史，认为“弃尸于山”反映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葬俗，且主要为祭司和下层百姓所遵循。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祭司、抬棺者、洗尸者和抬尸者均参与丧葬仪式，其中只有抬尸者才从事宗教意义上极度危险的职业，文章认为“不净人”正是此专职抬尸者(nasā-sālār)。从该教教义和礼俗来考察，“不净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为了战胜邪恶，中国史籍称之为“不净人”，乃缘于教内人与教外人，族内人与族外人由于不同立场而产生的误解。     

《潜夫论》词语考释中的误用通假问题

本文考辨了《潜夫论》8条词语 ,指出汪继培笺和彭铎校正中的误用通假问题 ,其致误原因为不明原文之义或不明文字、词义的演变。通假手段需慎重使用     

《学记》所表现的中国古代教学论水准

《学记》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教学经验，主要反映了儒家思孟学派的观点，同时又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继承和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记》系统地阐述了古代教学的思想、制度和原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早、体系最严整的教学论著作，曾对周边国家的文化教育起过重要影响，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论元位置的增容

论元一般指的是谓词联系的实体 (名物性成分 ) ,论元位置体现在句法结构上只有三个 ,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事实上 ,谓词的语义决定了论元的数目、论元的语义角色和分布位置 ,进而在句子结构中体现出来。在句子中 ,有些状语和补语位置也可以看作论元位置 ,只要该位置上的成分是谓词语义的强制性成分 ,那么 ,该成分也就是谓词的论元 ,它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就是论元位置。论元位置由原先的三个增容为现在的五个。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互斥还是互补?

一般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观点冲突、意见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两种主张。本文在对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概括归纳基础上,通过对两种理论的论题、独立性、历史关系等几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分别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讨论,而西方则不同。“文”与“诗”也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本文探讨了两组重要诗学价值——“真与虚构”和“文与诗”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的存在形态。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既关乎六朝经学、学术的诸多情况,又与该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以及梁代的文教政策等密切相联。对之加以探讨,兼具学术史、思想史等多方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