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雅言”——《关中方言古词论编》节选

关中语言是汉语中一支很古老的方言。周代“雅言”即镐京话，是有典籍可考的第一个汉族通语，是关中方言的源头。     

诗的典型不是什么——对几种诗的典型观的质疑

本文认为:第一,诗的典型不能归结为诗人自我的典型形象,因为并非所有诗都有诗人自我形象,看不到诗人自我形象的诗,未必不具典型意义;即便部分诗确有诗人自我形象,这类形象在实体性和具体性方面,也不可等同于叙事戏剧作品的典型形象。第二,诗的典型也不能归结为意境,因为就内涵而言,意境主要是一个表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概念,与典型作为表示个性与共性关系的概念是不同的;就外延而言,意境是一个有严格的历史文化规定性,有更多与中国古典诗词相联系的特定概念,与典型作为适用于各类艺术和诗的普泛概念也是不同的。     

从换韵看王令《梦蝗》诗的情绪变化

换韵与情绪宣泄关系十分密切,从王令《梦蝗》诗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从《梦蝗》诗的换韵中人们可以有效地把握王令诗的情绪节奏变化特征,真正理解作为"蓄含悲愤"而又"笔力恣肆"诗人的情绪结构本质。     

论金圣叹人物性格论的审美心理机制

金圣叹在他的小说评点中认为创作真实性格的根据就在于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来求得真切体验。这种以体验为关捩的审美心理机制强调人物个性化的思想,重视人物行为主观动机与态度。这种侧重微观、感性的性格理论尽管避免了把人物的生动性化为一堆社会学标签,但是,它也给他的人物性格理论带来明显的唯心论缺陷与不足。     

生存论视域中的理性观念

启蒙以来,理性被逐渐看作是自立的纯粹理性,与传统的终极实体观念分离。而从生存论角度来看,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处境中人的一种反观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的生存更为秩序化。以这个方式理解理性,就可以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重建理性与终极实体的关系,即理性并不是自立的,而是有其被生发或开启的前提。它发生在对终极实体的开放状态中,而这才是启蒙的本来含义。     

《淮南子》和《乐记》的“物感说”比较

“物感说”是中国文论史上关于文艺的本源论和生成论。《淮南子》和《乐记》分别从道、儒两家不同的思想体系立论，对其都作了具体的论述，两家有相同的观点也有相异的看法，对后世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耶稣是如何走向十字架的——与周楠本先生商榷

周楠本认为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引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未能反映犹太历史的真实”，其实，鲁迅的引述基本符合福音书的记载。周文用阶级论解读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既不符合耶稣时代犹太社会的政治形态，也曲解了耶稣的思想和行为。《圣经》是建立在有神论根基之上的。在福音书里，耶稣自始至终是作为有神性的人子被记录的。若依照福音书为史料，对耶稣作正面论述，则须放在神学语境里才能进行，而不能纳入阶级对抗政治变革的话语系统。     

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论新诗(1917～1949)历史发展的分期

文章着眼于新诗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并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对文学发生的影响 ,通过对新诗流派嬗变轨迹的综合把握 ,考察了诗人群体的兴衰、诗歌体式的更迭、创作方法的演变等新诗特质 ,确立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分水岭 ,从而把新诗 (1917～ 194 9)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并分别就每一个时期的主体诗潮特征予以简要的论述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关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体"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