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光文三大公案考论——兼与邓孔昭先生商榷

邓孔昭先生《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一文所涉及的沈光文来台时间问题、遗民气节问题以及文化史地位问题，堪称沈光文研究中至为关键且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三大公案。以季麒光《蓉洲诗文稿》为依据，分析这三大问题，认为沈光文来台时间为1657年，收录于范志中的《平台湾序》与《东吟社序》均曾被后人改窜，沈光文之遗民气节不容置疑。无论是从作家与台湾的渊源、作品对台湾的书写，还是从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来考量，沈光文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献初祖、台湾文学始祖。     

释家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播述论

“别集”是按一定的体例将最能反映一个作者“辞章”“才情”而非“学问”“经术”的文献汇编在一起的书籍。从形态上看，释家别集与文人别集并无明显差别，同样是指汇编释子个人所撰且最能反映其辞章和才情的文献的书籍，集中体现了古代释子能诗善文的传统。然而，由于佛门每薄诗文为“小道”“外学”,“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犹如“紧箍咒”紧缚于释子头上，因此，诗文僧对待己作普遍持轻慢态度，常随得随弃，甚至主动焚毁。他们的诗文集多由门徒、法友、信众编纂而成，“编”“校”“改”“删”的现象颇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创作和编纂的分离。释家别集主要由经坊、书肆刊刻，流传于丛林和文人圈，影响有限。不过，随着佛教广泛弘传，很多释家别集流播到边陲和异域，不断被传钞、刊刻。研讨释家别集的编纂、刊刻和流播，可以引发很多有趣的论题，特别是考察它们由“稿本”到“定本”的过程，对我们重新评估释子的总体诗文创作或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九龄风度与清澹诗宗——相业与诗文并举的一代名臣张九龄

相业与诗文并举,成就了一代名臣张九龄.秉持儒家的直谏之风,知人善任,与佞臣斗争,成就了"九龄风度"的政治人格魅力;而张九龄着力于山水诗的追求以及儒、道兼济的情怀,更是促成了自然清澹的一代诗宗.     

李白诗文园林文化空间的建构与续构

唐代园林发展兴盛，文人园林书写将园林体验转化为文本建构的园林审美空间成为文学中的蔚然景观。李白一生游历园林众多，书写的园林诗文营构出富有李白个性色彩的审美空间、精神空间、情谊空间。李白的诗文影响了后世的园林建构实践，在后世的园林题咏中不断被书写，其诗文意境不断被后世的园林绘画、音乐艺术再现续构出新的物质园林空间、文本空间和画本乐本空间，从而形成具有李白烙印的多重艺术空间，藉此可透视、考察李白及其诗文的多维文化价值。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诗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甚至有度越戏曲、小说研究之势，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文献整理方面，《全元词》《全元文》《全元诗》《全明词》及其补编相继问世，《全明诗》《全明文》的整理也取得初步成果；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逐渐升温，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承认其文学价值，诗歌研究相对深入，文章研究相对薄弱，词学研究与诗论研究有较大进展。今后的努力方向是：提高文献整理水平，拓宽研究范围，深挖大作家，拓宽对中小作家研究的边界，突出“文学本位”意识，加强艺术研究，注重文史哲结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文献类、研究类集成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