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中的乡愁诗

台湾文学中的乡愁诗，是台湾特定历史中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诗人的生命体验。由于台湾与母体大陆的长期分离，使台湾诗人产生一种离愁别绪、愁肠百结的心灵伤痛。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赴台人员，他们思乡望乡、怅望大陆，探寻中华文化的血脉，血浓于水。游子呼唤母亲，渴望不再与母体分离。乡愁是没有年轮的树，是游子永远的情结。这是乡愁诗的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本土生长的新生代诗人中，新乡愁诗描绘出母亲对儿子的呼唤和儿子对母亲的爱恋，给乡愁诗赋予了新的內容。     

王昌龄与芙蓉楼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芙蓉楼送辛渐》,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诗题中提到的“芙蓉楼”,就在今距怀化市48公里处的黔城。黔城是一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自古就有“楚南上游第一胜地”的美誉。芙蓉楼就坐落于黔城城门外。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王昌龄以“不护细行”之罪谪为龙标(原属湖南省黔阳县,今洪江市市治)尉。龙标县治黔城,位处沅水及其支流舞水交汇处,四周丘峦起伏,河谷盆地的地貌使这一带成为青山绿水、田园锦绣的胜地。王昌龄因为被人诋毁和中伤遭谪,所…     

诗的情理与事理

诗,要符合情之理,否则就不是好诗。但诗又不一定要符合事之理,有时越是不符合事理的诗越是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是李白的千古名句,但它不符事理。因为黄河之水并不是从天上来,而是从青海来。如果李白写成“黄河之水青海来”,完全符合事理,但却不是诗,而是地理常识了。黄河     

20世纪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曲折进程

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的现代新诗,自有其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要求。20世纪80多年的新诗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更充分地寻找、展示诗的新的形与质,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新诗史的三个阶段,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进程;而后半世纪的一些基本追求则像是对前半世纪的重复,这种重复表明新诗有其本体性要求。21世纪新诗发展的使命仍在于完成这一要求。     

谁的泰戈尔？——读《泰戈尔与中国》

20世纪后半叶．像泰戈尔那样受到中国官方礼遇的外国作家大概很少,他几乎是作为和平使者而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的．宣传的效果自然很显著．即使一个并不喜欢文学的人也不会对泰戈尔一无所知就是证明。我的孩提时代．似乎到处都可见到泰戈尔的照片、介绍和文学作品。忘记是哪本杂志的封面了,那位坐在藤椅上、一派仙风道骨的印度诗翁一下子就征服了一个     

“党内一支笔”其人其事

略知书法的人都知道舒同是创立“舒体”的一代大家，但这远不是这位革命家兼书法家的全部。 他的字名闻天下，甚至每一台电脑的字库里都有他创立的字体；毛泽东同志曾送他两个外号：“党内一支笔”和“马背书法家”……他，就是舒同。     

伤悼诗:让已逝生命得到无限的绵延

伤悼诗是诗人痛苦人生实感的外化,没有任何作伪的成分。面对死去的亲人,生者会觉得生命本身是一种过度奢华的占有,因而对死者抱有潜在的歉意和负债感。诗人旨在把记忆中的生活情事用诗歌语词固化成随时可以触摸的碑碣,让已逝的生命得到无限的绵延。     

论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

胡适从实验的角度,在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的指导下,大胆提出了“三事论”和前后“八事论”,最后形成了他的核心诗观“诗的经验主义”,同时,指出了它的改良性质。     

论焦循和章太炎的性情诗史观

焦循和章太炎都认为性情为诗歌之本,而不同诗体之间和诗词之间的兴衰演变,其根源就在于性情的转移。这一性情诗史观以性情的不变贯通文学的变,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高明卓越的看法。同时,焦循和章太炎的文学史观都是他们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放在各自的学术体系中都呈现出了一种偏执的深刻,不能割裂地表面地否定或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