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看中原文化

《诗经》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及诗中所咏风物多数在目前尚存遗迹。《诗经》中作于中原之诗的文化内容,主要是:对祖先神灵崇拜的宗教文化;重视婚爱的民俗文化;追求人体美的文化心理。研究《诗经》时代中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延续性;有助于明确认识地理环境与文化产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中原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     

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论五凉学术的渊源和特征

东汉末年 ,随着私人讲学盛行及魏、西晋统治中心河洛地区的玄学流行 ,河西五郡及与之毗邻的关陇地区成为汉代章句之学的重镇。但在西晋末年 ,由于外来学者的涌入和外出凉州士人的归来 ,凉州学术逐渐失去其地方特色 ,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五凉学术与西晋有前后承继关系 ,体现出魏晋学术的总体风貌     

诗经与周代村社农民的情感生活

《诗经》以生动优美的诗篇保留了周代民间种种家庭关系的真实而又广阔的图景 ,揭示了周代宗族公社内部血脉交融的伦理结构。从“疾病相忧”的朋友情谊 ,到温厚深挚的婚恋生活 ,再到“夫和妇随”的夫妇伦理 ,公社农民们在群体生活中生出的种种幸福、痛苦与感慨沉思就这样自然地流荡为歌、上升为诗。     

两周之际诸申地望及其称谓辨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四

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形成之时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 ,即《竹书纪年》之“西申”。南申都邑为楚所攻灭后东迁至信阳 ,后人谓之曰东申。骊山之戎即骊戎而非申骊与晋申 ,周宣王所伐之“申戎”为姜戎之别种而非西申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诗经》与儒家美学

《诗经》通过孔子的阐述,成为儒家美学的根基。之所以如此,除了孔子自身的思想外,《诗经》的文本比较好地体现出了四种品格:比兴品格、写实品格、言志品格和温柔敦厚品格,儒家美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生发的。     

佛学大师钢和泰男爵生平考(二)

钢和泰,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熟悉而又陌生,同时又多少有些神秘的名字。谈到钢和泰,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会是他与中国近现代众多学术名流的交谊,还会谈及他如何之博学,学术地位如何之高,出身和经历如何离奇而神秘,不过大多有人云亦云或者感觉上是所知一鳞半爪;偶尔也会论及他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可是也只是泛泛而谈,情感抒发有余而论据论证颇为不足。在男爵诞辰130年即将来临之际,本文根据钢和泰主要著述、来往信函、研究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对这位与伯希和、高本汉齐名,曾经先后是国立北京大学梵文教授和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的神秘男爵的生平作一考述,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藉此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位俄罗斯老人、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注意,进一步梳理其学术思想,对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界也许会带来些许反思、些许借鉴、些许怀念!     

《诗经·陈风·月出》主旨辨正

在充分把握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年来学术界关于《月出》主旨的十三种观点进行一一辨析,认为这些观点可归纳为五大类。其中《毛传》的刺时事说、杨树森的民俗文化说、牟庭的中秋咏月说皆不符诗歌文本实际;丰坊的月下怀人说有一定合理性;朱熹恋歌说最切《月出》文本实际。只有客观理性地审视《诗经》文本,才能得出最接近《诗经》文本实际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