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以神道观念为切入点

<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二者在相同的表现对象上体现出的审美异趣,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性征.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美国的中国研究六十年

中国研究需要对中国的内部事件和对外关系作出及时反应,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十分活跃,新现象、新资料和新方法不断推动着它的发展。回顾历史,美国的汉学研究可以分为五个主要时期,我称之为中国学研究的“五代”。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明代易学中的汉学倾向

明中叶以后,学者开始重新肯定汉学和古注疏的重要,在易学研究方面亦出现恢复汉学的倾向。由《易图》的真伪之辨,明人对宋儒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提倡实学的学者通过考订《周易》中的象数来反对空谈玄理,涌现出许多以象数观点解易的著述,力图恢复汉人的言象;有关《周易》古注的辑佚工作,成果也相当可观,亦有专研音韵与考据易义的经著出现。可以说,这是清代汉易研究的滥觞。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祖先崇拜与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诗经·商颂》与《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因素的祭祀祖先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商、周部族对自己始祖的歌颂,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尊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有了明确的"类"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是群体的,因为,这时的个人还没有能力离开集体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体意识。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主旨辨析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刺时"、"归隐"、"采桑"和"情歌"等四种观点.经考察<十亩之间>的字词含义及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得出结论:此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吻,抒写了他与妻子共同归隐于桑园的愿望,表达了一种人生选择一归隐,远离十亩之外那喧嚣的世界,回归十亩之内这宁静的精神家园.     

孔子与今本《诗经》关系再认识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尚未能为"孔子删《诗》"论提供实证,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难以证明孔子删过组诗《周公之琴舞》。《诗经》作为承载着殷、周"雅言"文化的王官教本,符合周王朝的礼义标准,是孔子不会大删《诗经》之诗的思想基础。《诗经》经过春秋时期大为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传播之后,生成了较为稳定的文本形态,孔子不会标新立异、自行己意而将它大加删汰。此外,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与司马迁笔下删《诗》的孔子形象不符,而符合孔子形象的是"述而不作"。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