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杨恩寿的词学主张及在湖湘派中的定位

晚清湖湘派词人杨恩寿以戏曲家、诗人名于世,在词学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其《论词绝句》三十首及《词余丛话》部分内容体现了推尊词体、推崇姜张和浙西词派词风、严审词律等词学主张。杨恩寿有《坦园词录》七卷,学习姜夔张炎词风,词境多为清冷、寂苦、伤感,在用词、修辞上,多选用寂冷色调,词境伤感清苦。杨恩寿词虽为曲家之词、诗人之词,在晚清湖湘词派中,被称为“同光三家词”之一。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新乐府″运动诗歌理论评述

本文结合中唐白居易多篇诗文,系统阐释了白居易诗歌理论主张。文章着重论述了白居易关于诗歌创作的动因、诗歌的社会效用及诗歌的表现形式,对白居易诗论和诗歌中表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给予了重新评价。论文以白居易诗论为纬,以先秦、汉魏、六朝诗论为经,联系白居易生平,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了白居易诗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民主化与开放化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治理从学理上本质地揭示了平等、民主、协作、参与的时代呼唤。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一直制约在工业时代的思维范式中寻找改良方案的做法不但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陷入一个风险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主张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新范式--参与式治理,在厘定参与主体生态位、调整治理结构、完备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社会化、维系动态平衡、巩固治理成效等方面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结合我国的治理实际,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从上博简《诗论》第19号简看《诗·黍离》的"溺志"

上博简<诗论>第19号简系对某诗的评析之辞,虽然所评之诗的诗名适缺,但可据简文之意拟补.愚以为此篇应当就是<诗·王风>的<黍离>篇.此篇写东周时周大夫行役经宗周地区,过故国宗庙宫室,见其化为丘墟,变为黍离之地,感伤宗周颠覆,彷徨忧思而作此诗,此诗表现出对家国社稷的忧患意识,合于简文的"溺(愵)志"之说,但是诗中以"此何人哉",之句追究造成宗周倾覆的罪魁祸首,矛头指向周幽王.孔子对这种斥王之语,并不赞成,所以简文说此诗"既曰‘天’也,犹有悁言".从简文之意,我们可以体味到孔子王权观念的一个侧面.     

关于《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系统的<诗>学著作,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它与<毛诗序>的关系及<毛诗序>的作者、年代等问题.在梳理相关意见的基础上,从"诗家"与"乐家"殊途传承的角度认定孔子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应是研究<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明清诗书论中的“不衫不履”探赜

明末清初,诸家引用唐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不衫不履”一词来评价人格精神,评论诗书画,使此词湮沉近六百年后,又焕发了生机。在明末社会及士林风气发生丕变,文艺上重情与尚奇之际,此词重现无疑具有象征意义。士人引此词表达乐游山水之情,体现尊情适性的观念;诗书论中俱引此词以示创作应当“重情”,同时,引此词也有打破常规、构建新的审美范式目的在内。“不衫不履”一词从人格精神评价进入诗书评论的线索是清晰的,相较于书论,此词在诗论中过早消匿却引人深思。     

文学主张的确立与转变——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为例

文学主张的确立与转变,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明确的线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学社团,从一开始确立文学的创作主张,到试图创立属于自己的文学标准,而后又因为各种原因的不断渗入,使两大社团的文学主张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形成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现象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