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与晚明小品的体道方式

在阳明心学“心外无物”理论的影响下，晚明学呈现出各于体道而非说教化的特点。清言、清赏、清供、清玩等小品的盛行就是其表现。与宋代学“以字为诗”相对，晚明学形成了一种“以诗为”，重意趣、重体验、轻义理的特色。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涉及宋人对唐诗的理解问题。本文就“晚唐”、“晚唐体”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并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宋人分期唐诗的问题。     

论"元和体"的文学思想

"元和体"是指唐代元和、长庆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以唱和为主的长篇律诗和以言情为主的"小碎篇章"."元和体"创作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诗歌内容由普适性向感受性转移,诗歌功能由讽谕教化向审美娱乐转移,诗歌书写由歌唱向描摹转移,诗歌语言由典雅向通俗转移."元和体"文学思想的形成是元和时期"尚怪"的世风、文人仕途的坎坷以及言情文学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     

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追源溯流 融汇古今 会通适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继承与创新的方法和原则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需要追源溯流,厘清脉络,体现历史意识,把历代美学思想放到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加以审视,揭示美学思想生成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这就需要考辨源流,具有经典意识,甄别经典,继承经典,阐释经典,以便正本清源,匡正风气。同时,追源溯流需要总结美学史的传承发展规律,会通适变,在古今、中西会通中体常尽变,推动美学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服务于当代的理论建构和审美实践等现实追求。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合理的因素,其中的生命力和开放性是创新的基础,需要我们从中“会妙”。那些具有普遍规律的抽象内容,是可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抽象继承与具体继承相统一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身体现象学视域中的疼痛问题

现代神经生理学从身心分离的角度,采用神经生理机制来理解和解释疼痛,但这一理论无法深入疼痛体验之中来予以阐释。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将身体视为身心统一体,从本己身体出发来理解疼痛,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疼痛作为一种本己知觉,发生在“我”的本己身体之中,“我”可以通过身体性和身体图式来把握自己身体的疼痛。与此同时,身心统一的身体作为知觉的主体也解决了自我身体与他人身体相互理解的问题。知觉、身体意向性和身体间性为“我”提供了理解他人疼痛的可能性。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身份景观：虚实相生的数字身份及其认同

从实体到虚体的转换,是人从现实空间进入赛博空间的前提。然而,虚体指称的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生命实体的新身份。它是身份虚体,而不是数字主体。对虚体身份特性而非主体特性的指认,恰恰是理解数字化生存的关键。由于数字技术的中介,人类借助虚体制造了新的身份景观,实现了数字化生存。同样,只有从虚体自反性地回归生命实体,在虚实相生的基础上完成人的新身份认同和生命主体的人文重构,个体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生活,塑造有责任的“数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