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客体统一视角界定"真理"和"价值"范畴

真理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价值则是在人类的实践一认识活动中建立的、以主体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属性同主体的需要是否相一致、相符合的关系,二者作为主客体关系范畴,在概念中是互相渗透、相互作用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事求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融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于一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重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论述,对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转变党的作风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     

实践标准的哲学内涵及其当代意义探究

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是哲学史上的难题。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大多从纯粹的主观精神出发,或从纯粹的客观对象出发来建构主客体之间的一致性,其理论存在程度不等的偏颇。马克思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出发,以实践为中介和基础,探究到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一重大的天才发现对哲学理论和当下现实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船山易学的本体诠释

我的易学与船山的易学联系与差异并存,而此种差异与联系在本体诠释思想上的整合更应予以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船山的生平及其易学的基本时代背景,阐述了"观"卦的哲学方法与本体含义(对此我曾有专文论述)——我认识"观"卦是基于哲学方法学的认识为易学这个体系如何形成、如何建立找一个经验的、现象学的基础,找一个易学内在的,自觉的方法来说明。其次,对船山易学从整体到部分的本体诠释——船山先写《周易外传》再写《周易内传》,显示出的方法论的观点,就是由大体及于细节。《周易》透露的这个大的宇宙框架怎么建立、如何充实,是从外而内,从大而小的。如此才能够去了解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内涵。再次,在本体易学的层面,本文详细阐述了船山哲学中诸如"道器"、"理气"等一些重要范畴的本质内涵及其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船山讲,"道之枢,德之牖也",人的本质、本性彰显宇宙的"动",于是,从"动静"、"常变"出发,我讨论了船山怎么从本体易学过渡到本体伦理学。综上,我的基本结论是——船山易学承先启后,继承了宋明理气范畴,重视张载,注重"气",但没有减少对"理"的尊重,与朱子的理学仍然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是一个本体诠释的认识,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评价。     

哲学意见范畴对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意见范畴在哲学史上历史悠久,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中国哲学家冯契在其广义认识论中进行专门论述,承认意见范畴在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待验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念不谋而合,对于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真理的前提性批判——对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再认识

哲学史上任何体系都有自己的前提,他们的真理都依赖于前提的正确性。因此,哲学家们都要寻求一个绝对正确的前提作为出发点,以保证自己体系的真理性。所以,寻求一个确定无疑的出发点就成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尤为突出的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他们之间相互斗争,相互促进,不断审视,拷问真理的向度、源头和基础,从而酿成了其“前提性”的理性独断,最后滑向了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深渊。康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试图调和此争,但使得认识主体和“物自体”之间又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为核心,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起来,弥合了历史所留下的鸿沟,但黑格尔所营造的形而上学体系却如空中楼阁,终究失去了现实意义。直至马克思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建构了实践哲学,为主客体搭建了一座桥梁,真正弥合了这个鸿沟,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观。     

如何安置现代性——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批判

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存在者在”而不关心“无反倒不在”,所以它“遗忘”了存在,随着基础存在论尝试使此在“说”出存在的最终失败,存在论就陷入了“解构”自身的危险境地,其实质是现代性的暗中操作。存在论必须在现代性问题中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证明,而这直接就是如何适当安置现代性的问题。黑格尔哲学以思辨真理的形式建立了现代性问题的完整领域,所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了积极的对话。不同的是,马克思瓦解了黑格尔的内在性领域,将现代性问题拉回到“政治—经济”场域,从而构建了“政治存在论”;海德格尔则以更精妙的方式“重演”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现代性问题收敛在对艺术作品的“体验”中,推出了“艺术存在论”。二者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存在论的合法性论证,适当安置了现代性,由此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与马克思的“政治之思”之间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存在论”“争执”。     

哲学:成为科学抑或不是科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史反思

探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其实质是想澄清哲学的理论本性.整个西方传统哲学都一直试图成为严格的科学,这种哲学的科学理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达到了极致.成为科学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拒斥形而上学就是对这种哲学的反思和批判.科学和哲学实际上标志人类思维的两种维度:构成思想的维度和反思思想的维度.哲学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此.不是科学的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任务,作为对“现实的真理”的寻求,它所表征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     

精神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问题”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某个传承下来的文本成为要解释的对象,这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文本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既不是古典哲学家的"永恒的问题",也不是教育学、修辞学上的"虚假问题"和"空的问题",它是那种呈现自身并因而可以从其意义起源处获取其回答模式的"真正问题"。问题开启了所问事情的"方向的意义",使被问之物、进而使文本具有处于创生性意义的悬而未决状态。要想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解释者则必须在自己的视域内重构该问题。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