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维语回应中的语用迁移研究

从中西方礼貌原则入手,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恭维语回应中言语行为的使用,分析这一言语行为的语用迁移类型,并分析导致语用迁移的因素,从而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与语用知识.     

从英汉文化差异看语用翻译

语言文化的个性反应了英汉语言所代表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和地域风貌特征等一系列因素的千差万别,从而导致了英汉语言中诸多的文化差异。英汉文化差异阻碍着跨文化交际的正常进行。语用翻译是一种等效翻译,它可以从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两方面,揭示原作的深层意义,保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语用原则视域下的情态隐喻及其客观化取向

韩礼德的情态隐喻有一种主观命题客观化的交际取向,它表达了一种说"肯定"即"主观"时实际上意味着"客观"即"不肯定的"含义.Zipf的省力原则为霍恩的Q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加上莱文森的数量原则的充实,使得我们有可能从语用的角度来阐释交际中情态隐喻"说是而非"的客观化现象及其原因.     

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关于含义的观点及其发展

本文在论述了含义问题理论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德里达对胡塞尔第一研究的批判以及一些英美哲学家的观点,阐述了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关于含义的基本观点,还介绍了胡塞尔关于含义观点的后续发展.指出胡塞尔由一种受到其纯粹逻辑学控制的种类意义上的含义向一种现象学的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或意义的发展路径.     

“东方战线”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法曾经与苏联交涉、谈判,希望苏联能够在东方牵制德国,对德作战,形成两面夹击德国的局面.“东方战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形成的.“东方战线”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苏联出兵侵占西部邻国领土不应该被看成是建立“东方战线”.     

语言哲学的现象学视角——胡塞尔与马尔梯的思想史关联

胡塞尔与马尔梯的最根本分歧是在含义论(Bedeutungslehre)方面,这是由于他们各自处在不同的语言哲学立场上所导致的。胡塞尔通过对洛采(Lotze)和鲍尔查诺(Bolzano)的柏拉图理解而形成的直观的观念论,恰好构成在柏拉图主义的弗雷格与心理主义的马尔梯之间的一个区域,因此胡塞尔也会受到来自他们两方面的批评,而他们各自的背后站着洛采和布伦塔诺(Brentano)。胡塞尔认识论中的观念论和语言学中的含义论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学特点:它们主张作为纯粹含义的观念的存在,同时主张这个存在是可以被直观到的,是可以显现的。这就是胡塞尔早期"直观的观念论"(Idealismus)的基本意涵。     

机构语境下的提问言语行为

跟一般的提问相比,机构语境下的提问有更多的特殊性,即语境顺应的行为特点和策略。以往的研究多为传媒学和新闻学视角,对机构语境下提问的语用特点少有解释力。本文以近两年俄罗斯总统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提问语为对象,力求对论题作出全新的语用阐释。     

自然口语中的话语标记“别说”

话语标记"别说"常在话轮的开头或中间,有多个语用变体。话语标记"别说"具有"肯定-确认"、"否定-标异"、"标异-提醒"和"引发-阐释"四种功能。其中,"确认"和"标异"是话语标记"别说"的核心义。"确认"标示着听话人和说话人认知倾向的一致性,"标异"标示着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和听话人认知倾向的不一致,表现出强烈的语用主观性。话语标记"别说"语法化于"不用说"义,与它同义的"甭说"也已发展出话语标记的用法,"不用说"还在语法化过程中。     

论言语交际的恰当原则

在言语交际中如何使用恰当的语言是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而言语行为可大致分为非冲突类和冲突类。语用学研究者提出了若干语用原则来解释各种言语行为,但这些语用原则只能解释或部分解释非冲突类言语交际。因此,我们从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提出了能解释各种类型言语交际的＂恰当原则＂。     

《共产党宣言》语境中的空间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家们空间策略的实质就是制造空间差异、进行空间侵略、造成人空间异化状态的结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存在的空间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坐以待毙。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看到了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有着促进其发展的作用，也从中捕捉到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空间越来越显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