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方式与生育文化变迁研究

以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生成土壤为基础,将中国生育文化作为一个包括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整体动力系统,并把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推动这一系统运行、变迁的动力源泉,由此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中国生育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的决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外部表现形式,并揭示存在各种不同社会机体中生育文化发展、变迁的特殊规律,以正确把握由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化生育文化转变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机制。     

生产方式的链接:西藏渔村生计变迁研究

西藏拉萨河畔的俊巴渔村在七十余年中经历生计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捕捞为主、皮具制作为辅,生计边界明晰";第二阶段为"捕捞、皮具制作、农牧混合的多元生计";第三阶段为"旅游产业、运输业与多种经营共存".政治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发展是生计变迁的前提和基础;渔村交换网络贯穿生计变迁始终.多元生产方式的链接与主体选择间的互动...     

当代中国农民主体阶层结构变迁及动因分析

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农民工阶层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主体阶层,在改革开放前后其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究其原因,主要有:农村体制改革为其变迁提供了必要前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大量就业机会的并存为之提供了客观基础,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动了这一变迁,经济利益驱动是其内在动力,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则对这一变迁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历史变迁与一体认同：甘肃涉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程研究

甘肃涉藏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的区域,在人类早期文化、民族变迁、朝代更迭中,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一脉相承。同时,以拉卜楞寺和禅定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经济上茶马互市,文化上互动交流,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新中国成立后,甘肃涉藏地区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如期实现脱贫,正在同全国一道奔赴在新征程上。探讨甘肃涉藏地区与中华民族同根共进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对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由民间规则到国家制定法--析中国土地制度与地政管理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事和经济法律关系主要由民间规则进行调整。近代以来,对于这些民间规则的改造成为法律转型的重要任务。就土地制度和地政管理而言,创立新的法律部门、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规则、改革民间陋习是国家制定法逐步取代旧有民间法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近代转型的重要特征。     

《幽明录》复音词构词的不平衡性探究

《幽明录》是一部具有珍贵语料价值的杂传类小说集。笔者在对全书进行了定量、定性的统计分析后,发现其语法构词和语音构词间、语法构词内部的形态构词与句法构词间及其句法构词中表述式、支配式、补充式与联合式、偏正式间有着极大的不平衡性。     

语言的象似性分析

象似性是指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论证的,有理据的.从语音词素、句法结构、篇章等层次对语言的象似性作了分析.指出语言的象似性作为语言符号系统内与任意性相对的一极,也是语言的固有根本属性.     

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已不能满足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停滞不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普遍存在异化现象,无法起到支农的作用。从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看,我国农村合作金融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条件不成熟,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仍将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