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亲社会延迟选择的发展机制

为了探究幼儿亲社会延迟选择的发展机制,随机选取135名3～5岁幼儿参加操控了年龄、动机、诱惑物表征、同伴关系变量的亲社会延迟选择实验任务。结果发现：（1）幼儿3岁时已能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发展的过渡期是4岁,高峰期是5岁。（2）为自己而分享是3～5岁幼儿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的主要动机。（3）面对诱惑物的实物表征,4岁和5岁幼儿比3岁幼儿易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面对诱惑物的抽象表征,在为自己而分享的动机驱使下,幼儿易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4）在为自己而分享的动机驱使下,3岁幼儿倾向为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而5岁幼儿倾向为不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在完全利他动机驱使下,3岁幼儿倾向为不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不论在哪种动机驱使下,只有5岁幼儿倾向为陌生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     

有限理性指导下的过渡性制度构建——社会转型背景下侦查程序完善的整体设想

目前理论界对侦查程序的研究理性化色彩过重，学者们多对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进行静态比较，得出何种模式相对优劣的结论，从而进行制度构建。这虽然有利于目标模式的选择，但不利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背景出发，以这一特定时期所存在的对侦查机关完成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使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为切入点，进行系统审视，提出有限理性的理念，并以此为指导进行过渡性制度设计。     

浅析我国涉外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难点及完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我国近几年的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也呈增长趋势，公安机关所面临的涉外经济犯罪侦查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然而，公安机关涉外经济犯罪侦查的经验的缺乏，侦查方法的落后、侦查机构的不配套等问题逐步显现，加之侦查面临地域跨度大、案件涉及面广的问题，致使涉外经济犯罪的侦查工作不尽如人意。本文拟就我国涉外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问题谈点看法。     

情深意美的感人“秘境”——评符云亮散文集《秘境诱惑》

符云亮是近年走上文坛的又一位湘西青年作家。四五年前,我就读过他的文章,如他的《天无绝人之路》、《告别水牛》等。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他的散文,并对这位朴实无华的湘西文学青年将来的作为充满信心和希望。这次读到他的《秘境诱惑》,证明了我对他的信心和希望是有道理的。《秘境诱惑》散发着湘西地域文化和人文色彩的灵光,称得上一卷表现湘西风土人情和历史名物的精彩画卷。全书分为描写湘西历史和地域名胜的“天孕湘西”,描写家庭故事及湘西人情风俗的“阳光不锈”和描写他个人生活情感的“命里村落”三大板块,而其中最动人的是“阳光不…     

反恐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侦查取证程序的改革进路——基于安全与自由价值关系之间的消长博弈与动态平衡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之重要任务。基于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之特点,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权利救济以及特别侦查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问题。为强化反恐防恐之力度,强固人权自由之保障,我国应在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病灶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反恐侦查程序成熟经验,遵循国际人权法之要求,构建起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反恐侦查取证程序,实现有效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侦查阶段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对策思考

刑事冤假错案源头来自于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办案理念滞后、证据收集环节的疏漏及错误、侦查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都是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以切实加强侦查阶段刑事冤假错案的防控措施。     

审判中心主义下侦查权控权内卷化问题研究

我国的侦查权控权,从控权措施与控权效果的关系来看,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状态,不仅扭曲了诉讼价值、放纵了侦查权,而且通约了诉讼程序、抑制了辩护职能、妨害了证据规则。因此,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应当在政策控权理性化、程序控权精致化、监督控权真实化、审判控权规则化、辩护控权实质化等方面思考侦查权控权的“去内卷化”问题。     

侦查信息初探

侦查过程的实质就是发现、采集、运用信息的过程。侦查信息理论在侦查实践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探讨了侦查信息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同时论证了它的实践价值,并提出了对侦查信息的采集优化建议。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犯罪不仅包括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也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手段的专业化、犯罪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蔽化的特点,导致犯罪行为扩散迅速、身份易藏、证据有限、毁证容易、适用法律困难等问题,对刑事侦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管辖权、证据制度和侦查措施三个方面。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的侦查制度较为落后,应当从专门侦查机构、管辖制度、电子数据收集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