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评析

本文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了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所主张的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宋人“说话”的几个问题

古代民间流行的“说话”是我国白话通俗小说的源头,在宋代有“说话四家”的分类。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对宋代“说话”四家数的认识问题上一直存有分歧,鲁迅、孙楷第等主张“四家”当为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及商谜;陈汝衡以及青木正儿等人则将合生、商谜排除在说话家数之外,从小说项中分出“说公案”和“说铁骑儿”;王古鲁等人虽也将“合生”排除在外,但只单列“说铁骑儿”为一家。这些划分法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银字儿”、“合生”以及“说铁骑儿”等概念的理解。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理性的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所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但是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性的颠倒所实现的主客和解却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 ,他通过对黑格尔所作的“语言化意谓为共相”和“反思变现象为本质”的“理性的颠倒”的再颠倒 ,朝向“应合于大道的道说”并“投身于本有 (大道 )之中” ,从而反正了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超越的方向 ,通过由无限到有限 ,由绝对 (的神 )到人的超越达乎人的存在自身 ,而最终走出思想与对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执 ,彻底告别了统治西方世界二千多年的对象性、表象性的“理性的颠倒” ,而步入一种新的思想道路     

古代文学鉴赏理论中的设身处地说

古代文学鉴赏家常常以“倩女离魂”式的意念,将自己化身为作者,亲处作者所造之艺境,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深切而丰富的审美体验。这种“设身处地”的类型,可以分为“设想自己为作者”、“设身为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设身处于作品的情境之中”三种类型。     

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

本文的主旨是阐述史学究竟何以应该并怎样才能实现把历史变成大众的精神财富。文章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没有传人的事实出发,着重反省了我国史学现状中的问题,剖析了史学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种种挫折的深层原因。除去客观上的左倾之祸和教条主义泛滥之外,历史学家自身也有两方面值得正视的问题：割断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以较大篇幅提出了克服缺陷的方法和途径,认为最关紧要的是史学家要重视理论思维,摒弃“精英”史学;重视研究我们民族的主体农民的历史,开发族谱宝藏并从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村志中吸取养料     

冯友兰境界说的道儒思想辨析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理论主要是从道家和儒家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具体地说,他所倡导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主要是道家的,他所倡导的次高境界即道德境界主要是儒家的。有鉴于此,笔者极不赞同把冯友兰归入新儒家,因为,与其把他归入新儒家,还不如把他归入新道家,既然他最为推崇的东西是道家的。当然,较为公允的提法应是：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各家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家     

论白寿彝先生回族史研究的成就

白寿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回族史研究,成就卓著,开拓了回族史研究的新领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回族史的研究,探索了新编回族史的体例,搜集和整理了回族史料。白先生的这些成就对于指导和推动我国回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国维的伟大学术成就对当代世界的价值

本文高度评价王国维于２０世纪初首倡“世界学术”的宏伟前景,又从学术根柢、学术视野和学术成就等角度论证王国维本人已达“世界学术”的高度;指出王国维所继承和发展的意境说理论是世界上唯一的以中为主、三美（中国、印度、西方美学）皆具的美学理论体系,取得领先的学术地位,并也适用于西方文艺名著的评论和研究;王国维的论著运用了中西所有的研究和写作的方法,不仅与其划时代巨著之平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其本身也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具有典范性指导意义。     

《助语辞》及《虚字说》的虚字学说比较

《助语辞》和《虚字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虚字研究专著。《助语辞》首次将虚字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开创了虚字研究的先河。它阐述了虚字在句中或句间的各种语义关系,从虚字与实字组合及搭配角度揭示了虚字构词功能及构句功能。《虚字说》则提出了实字虚字二分法,并首次对虚字作了语法上的定义。它以声气说阐述了虚字的表达功能,从实字虚字的词源关系角度对虚字的性质与作用作了理论概括,并通过对短语作不同的语法切分来阐述虚字的构句功能及其兼类现象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