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院裁判看错误出生损害赔偿

错误出生是因产前诊断过失导致先天缺陷婴儿降生引发纠纷的一类新型案件。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裁判依据的请求权基础模糊,赔偿范围不统一。对错误出生的赔偿应选择侵权法的救济路径,以生育选择权作为判给赔偿的请求权基础。错误出生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物质损失中的特别损害费用。     

试论物权保护模式的选择

本文从债的内在统一性和民事责任的本质出发,对物权保护的侵权责任请求权模式进行疏浅的评析,认为不必固守债的内在统一性是有经济价值的给付请求,无需刻意将民事责任与债分离,从而解决了多种责任形式难以归入债的范畴的困扰,进而认为不必将物权请求权的内容转化为侵权责任。侵权责任请求权模式的最大缺憾在于不规定物权请求权将使物权的优先效力无从实现,且其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出发点违背了归责原则的实质,从而认为物权请求权模式优于侵权责任请求权模式,我国物权法应当确立物权请求权制度。     

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机制

不可量物侵害涉及侵害者和受害者、经济的总体发展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正常生活等等各种利益,在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零或全部”的传统救济模式已不能适应利益均衡保护的需要,因此借鉴国外立法,引入新的调和性救济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民事救济机制势在必行。论文首先界定了不可量物侵害的概念,即煤气、蒸汽、臭气、烟气、煤烟、热气、噪音、震动、光、辐射性物质及其他类似的物质侵入邻地造成的干扰性妨害或损害,其次介绍并比较了两大法系相关国家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机制,尤其是其调和性救济制度的运用,再次指出我国民事救济现状的不足,最后对我国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机制提出了构想,即衡量补偿请求权的确立和侵害排除请求权的运用。     

物权请求权与时效制度

物权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虽有不同,但本质上仍是请求权,理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具体制度安排上,除办理了登记的财产的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以外,其余的物权请求权都应适用诉讼时效。物权请求权与取得时效的关系实质上是关于是否设立取得时效制度的问题。我国民法中应设立完整的取得时效制度。最后对我国的时效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解析

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解析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得以成立的见解,在主体上,提出法人等组织可作为精神损害的求偿主体的理由;在阐述各学说基础上,论证"精神利益说"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客体的合理性;在内容上,区分不同情况,确定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作为独立的诉因.     

试论公益征收补偿的根据：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公益征收补偿的根据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公共负担平等说、特别牺牲理论、严重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均从不同的立场对征收补偿予以了理论阐释。公益征收补偿契合宪法保障财产权的核心理念,是宪法保障财产权、平等权及生存权的逻辑必然。个案中关系人之具体补偿请求权原则上得有成文法上的依据,在无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直接依据宪法行使征收补偿请求权。为进一步完善财产权保障、征收、公正补偿三位一体的宪法财产权保障体系,这些观念应当贯彻到中国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之中。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初探

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其公平分配原则是离婚经济补偿权存在的理论基础;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和夫妻一方在婚姻生活中承担了超过其份额的家事劳动则是取得经济补偿权的前提条件.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实现的规定有的限制过死,有的含混不清,应予以扩充和细化,以求便于司法实践和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益.     

论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

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是我国2006年公司法新增的内容,是一项保护少数股东权利极为有效的制度。但目前该制度也存在适用范围偏窄、未对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的行使条件作出详细规定、未规定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的行使程序、未对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的评估机制作出规定等缺陷。对此,应从完善诉讼机制、扩大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完善其行使条件、补充其行使程序、建立其评估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浅论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制度是保障物权的享有与行使的必要手段,我国刚刚颁布并生效的《物权法》也对物权请求权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就物权请求权的起源、性质、与债权的关系及物权请求权的内容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在理论上仍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物权请求权从性质上讲,属于附从性权利,其内容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     

论合同解除的生效规则

关于合同解除的生效规则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下,当事人私权在法律实现上的路径及成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大陆《合同法》采用了形成权解除主义模式,然而到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将其改头换面为裁判解除主义模式。这种更改,漠视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对当事人私权实现的意义,引发了新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公权的裁判权对私权的漠视与不正当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