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接受捐赠资产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企业接受捐赠资产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问题,在国家发布的有关文件及相关制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由于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相关制度和文件中还存在不科学之处,因此,在会计实务和实际操作当中还会产生一些误解。本文主要针对四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对于接受捐赠资产会计处理的规定容易产生误解;第二,对于接受捐赠资产的信息披露缺乏依据;第三,对于接受捐赠资产的纳税调整与会计处理自相矛盾;第四,税法新规定将会抑制捐赠行为的发生。在论述过程中,笔者还提出了相应建议。     

洛江：加快向新兴工贸旅游生态城区迈进

洛江区是1997年6月泉州市区划调整时成立的新区,地处泉州市区东北部,区域面积382平方公里,人口17．66万人。洛江区具有独特的区位、政策、旅游资源等优势,30公里内铁路、港口、机场俱全, 福厦高速公路泉州出入口紧靠中心城区,324国道横贯境内;拥有省、市赋予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 享受县一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权限;洛阳古桥、仙公山、仰恩糊、蔡襄祠、俞大猷公园、施琅将军陵园等自然景观和历史名人遗迹闻名遐尔。     

公共决策的公信力何在

上个月，有两则价格听证会的消息值得关注：一则是广东居民住宅电价调整听证会突然叫停；另一则是邮政资费上调引来公众一片质疑声。前者的被叫停是因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此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价格决策听证会的必备材料提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后者的被质疑是因为发个通知就涨价，并未履行公共决策的听证程序。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浙江：调整基层职位招考条件

日前。2014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开始注册及报名，此次浙江省各级机关计划录用公务员8989名。     

河南省工业结构的现状和调整方向

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轻重工业的比例结构以及轻重工业内部的结构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较高或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行业和地区，这种比例结构在进行自发调整的速度较快。但内陆地区，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体制相对滞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和发达地区差距，则需要地方政府提前规划和引导。近年来，我省工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但进展相对缓慢，导致我省工业受到外部经济波动时冲击较大。     

强化医保服务 创新医保管理

<正>随着全民医保制度的实施及新医改的不断深入,临床医生对纷繁复杂的医保政策、操作流程、药品诊疗项目医保类别掌握感到吃力,参保人员自身对就医流程、医保登记审核、报销结算的内容和程序也不甚了解,导致在医疗、结算报销、咨询服务工作中出现个别不顺畅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医患、医保、保患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因此,根据医保政策的要求,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现将我院强化医保服务、创新医保管理内涵方面的工作简要总结如下:     

电子信息制造业调整转向

新一轮产业调整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面临一系列新问题，需要跟踪观察、深入分析，采取新思路、新方法应对。     

改革元年十论② 打响简政放权“当头炮”

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简政放权史。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软环境的满意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就是要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使政府管理从依赖"审批式管理"的模式向通过"服务式管理"的负面清单模式转变,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升级版。     

湖北省宜城市第六次提高农村低保保障线标准

正近日,湖北省宜城市农村低保保障线标准再次作出了调整,这已是今年第二次提标,也是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以来第六次作出调整。该市从2005年4月正式启动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初的农村低保保障线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637元;2007年7月将农村低保保障线标准调整为年人均纯收入800元;2010年4月又将农村低保保障线标准调整为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2012年4月再次将农村低保保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