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昆体”的成败看唐宋诗之转折

“西昆体”与宋初朝廷提倡文治的文化学术风气之间的渊源,可以吴淑《事类赋》及丁谓《青衿集》为个案证实。与之相应,“西昆体”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是“白体”的精致形态,难以企及“义山体”的艺术及思想高度。西昆体步武“义山体”后尘却终告失败的结局,表明宋代诗歌处于一种与中古政治文化、学术氛围都有本质不同的新局面,已经不能再遵循唐暨唐前诗歌独特兴象境界的路径延续发展。这个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唐音、宋调之分野。     

追寻墙上“斑点”的真实所指——对《墙上的斑点》的另一种解读

《墙上的斑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早期的一部意识流作品。整篇小说再现了某一天叙述者坐在椅子上猜测墙上的一个斑点到底为何物并且由此引发一系列思考的过程。这一斑点在小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试图通过分析原文,对墙上的斑点的真实内涵做进一步的探讨。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洁净与危险: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玛丽·道格拉斯的著述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比对人类学的冲击更大,特别是在其成名作《洁净与危险》问世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奠定了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基础,尽管这可能并不是玛丽.道格拉斯的初衷。为了说明"肮脏"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和孤立的事件,玛丽·道格拉斯详细论述了身体用做社会的和宗教的象征的各种方式。在她的影响下,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彻底颠覆了医学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对月经禁忌的理论假说。     

论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

民族符号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民族符号与宗教和人种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广泛的跨民族性,人种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别的准确衡量标准.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接近一致时,民族符号得以强化,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不能达成一致时,问题出现复杂性.本文试图探析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并以哈萨克斯坦重塑民族符号的努力为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重视.     

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有多篇诗作直接描写唐朝著名军事家郭子仪。这些诗篇虽然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将其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则可以构成郭子仪诗歌组,或简称诗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并可与正史之记载相互补充。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小雅·六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这种文本间的契合绝非偶然,它说明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开创的中国诗学传统。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体诠释了六义中的赋之本质特征:纪事传人。由杜诗的传记文学性质而上溯六义中的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六义的本体论认识。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拟真与对当代资本象征统治的反抗——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解读

拟真是鲍德里亚用来描述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境的重要范畴,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拟真是对已经死亡的真实价值的重构,拟真是代码的阳谋,它是资本逻辑为了确认自身存在合法性在象征层面上的符码游戏,拟真意味着想象残余对象征存在的意识形态支撑.     

意象的风景——论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

本文以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为整体考察对象,界定了题咏新诗的内涵与外延,描述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的价值取向和意象形态变化,并对21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走向做了合乎情理的预测.     

构式义和动词义的互动与整合

语言中"同一个动词形成不同的句式"现象的成因到底是由动词的多义性还是由构式的多义性所决定的?在比较了Goldberg的构式语法和词汇中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后,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是由动词的多义性决定的,也是由构式的多义性决定的;构式义和动词义互相影响、互相制约,通过整合共同构成句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