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现状、成因与效应分析

本文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出发,以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增长不平衡的原因,以及由不平衡增长所产生的聚集效应、结构效应、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1980—2004年间相应经济指标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依靠信贷规模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更多的依赖于金融效率的提升。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政策研究

税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杠杆,合理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促进作用,所以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     

山东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鲁和人才强省战略,把致力于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作为重要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中的教育

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是在一个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一味天真地相信教育会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片面的,教育投资增加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力提高和解决社会其它方面如平等、民主参与以及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问题。     

百年党史中的中国财政经验与未来发展——“系统平衡财政观”的视角

财政职能的履行是发挥党组织作用和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保障。经过百年的实践,中国积累了从国内到国际、从理论到实践、从主动到有为、从守成到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宝贵的财政管理经验和财政改革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想,是党领导各个方面系统谋划、统筹考虑的结果。新时代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财政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系统所处环境、系统构成要素的主体、整体与个体、整体与局部和系统演进的动力源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基于系统平衡的核心理念,围绕人的发展进行长远规划。     

精准治理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精准治理是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的理论概括,这一治理模式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理论上有助于治理效率的提升。精准扶贫是精准治理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典型应用,文章运用两阶段DEA-Tobit模型,以安徽省精准扶贫为例,从财政支出效率的角度考察精准治理的效果。研究发现：在经历了扶贫效果边际递减之后,精准治理的实施有效改善了财政支出效率,扶贫任务较重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出现了明显拐点;相较于有贫困县的地级市,没有贫困县的地级市在实施精准扶贫后,财政支出效率出现了更为显著的增长。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贯彻精准治理理念,提高使用精准治理技术的能力,尤其需要注重发展相对迟滞地区的精准治理能力,防止地区差距因新治理技术的引入而进一步拉大。     

财政体制纵向失衡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门限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地区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体制纵向失衡程度加深将抑制地区创新能力提升。机制检验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会通过挤出财政科技支出、分散注意力以及削减公共物品供给对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经济激励、财政审计和预算透明能够影响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随着失衡程度的递增,财政体制纵向失衡对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先降低后提升。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