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的人权属性

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冲击,是劳动权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权入宪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理论的落实。劳动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受国际社会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从劳动权形成来看,劳动权与人权所行使的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平行的,甚至在权利概念出现以后,劳动权也长期无人提起。劳动权具有人权属性应是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提出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为劳动权的确立和保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深化与拓展——以检察文化建设为视角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效载体,两者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深化与拓展的最终归宿是: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心要求的检察文化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深化与拓展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检察文化建设实现司法理念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化,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统一、协作与监督相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案件数量与案件质量相统一。     

浅谈国际辩护律师职能豁免依据

近来,律师在国际刑庭上辩护而遭国家干涉的情形日益增多。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庭规约中均未明确提及律师豁免问题的条款,这为法庭的正常运作留下不确定因素。在国际法律文件、国内和国际实践等的支撑下,本人认为律师职能豁免应得到承认。     

论人权的有限性和普遍性

人权的有限性和普遍性是一对相对应的范畴。人权的有限性是指人权实现的不充分性,属于人权的实然范畴。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在任何时候都要不需附加任何条件地及于所有的人,属于人权的应然范畴。人权的有限性和普遍性的对立统一,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认识人权现象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不能不顾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评判人权状况,也不能无休止地强调和论证有限性人权的合理性     

论刑法解释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其发展方向之一是与部门法的结合,刑法解释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具有法律解释的一般特征,刑法解释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可以从静态分析和动态运作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重视客观性以及保护人权等内容,后者则对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具体方法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只有准确把握刑法解释的特殊性,我们才能够提升刑事审判过程的水平。     

1998年《人权法案》与英国违宪审查

1998年《人权法案》的出台,赋予了英国法院审查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所保护的权利相容的法定权力,从而在人权领域中出现了法院审查议会法律合完性的违宪审查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英国法院通过解释议会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相容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力,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审查采取的是事后审查与具体审查,1998年《人权法案》还加强了议会对法律的事前合宪性审查。尽管法院对议会法律做出的不相容宣告不影响其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不相容宣告起到了促使政府修改、废除或承诺修改不相容法律的有效效果。     

现代政治的四维网络架构

一个社会是否是现代社会有多种衡量标尺,其中政治及其制度的现代性是重要的标尺之一。现代政治至少有四个纬度构成其基本的网络空间,那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从权力到权利、从产权到人权、从人治到法治。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制约权力理论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具体而言：自然权利理论衍生出刑事司法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普遍性、不可或缺性和不可非法剥夺性;诉讼参与人享有广泛的参与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是权利制约权力理论在刑事司法机制中的必然诉求;程序主体性理论则为程序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性和充分的权利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身份关系法律建构的人权视角

事实身份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人权存在形态中人应有的权利,因其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不与法律相违背,是自由权、平等权在缔结身份关系中的表现,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是人权在婚姻家庭法中应有的内涵.能达到自然人缔结身份关系的真正自由,减少或消除消极自由带来的负面因素,反对特权与歧视,实现主体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异性同居事实身份关系应有条件地赋予婚姻法律身份.同性同居事实身份关系赋予其法律身份,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目前称为民事关系伴侣为宜.     

祛弱权与生命伦理学“共识的崩溃”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恩格尔哈特否定后现代伦理学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在脆弱性状态,脆弱性在人的状况的有限性或界限的意义上具有普遍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作为人权的祛弱权。祛弱权不仅是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也应当是生命法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