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的法律与政策思考

主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国际合作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在许多国际文书中都得到了确认。在国际人权法中 ,对话与合作有着特别的意义。国际合作是人权主体广泛性和人权内容广泛性的客观要求 ,是对话的目的 ;对话是解疑增信释惑的有效途径 ,是合作的前提。国际合作是一项实在的国际法义务 ,同时也是履行一般国际人权义务的重要方式。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本身要求在人权对话与合作中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在合作与对话的形式和内容方面要求不断扩大的广泛性。作为人权对话与合作的国际专门机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当带头倡导对话与合作 ,摈弃对抗 ,努力促进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的健康发展。     

人道干涉与无因管理之比较

尽管在国际实践中有大量人道干涉的事例,但国际社会关于人道干涉仍然存在争议.由于国际法很多原则和规则都来源于国内法,往往在制度和价值权衡上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而国际法上的人道干涉与国内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十分相似,无因管理制度却在国内法中得到了普遍接受.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权保护的均衡器

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是一项基本准则,甚至有学者将人权喻为刑事诉讼的“王冠”。而人权是多方面的,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有被害人的人权,有社会公众的人权等。显然,在刑事诉讼中,这些人权都要得到相应的保护。而在刑事诉讼领域提到的人权保障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有可能侵夺公民个人权利的国家追诉权等公权力进行控制,通过抑制权力的滥用以促使其理性、规范行使,从而保障人权免于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并且主要是为了防止过于追求追控、惩治犯罪的效率而不当侵犯个人人权。因此刑事诉讼法可被看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大宪章,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着力于保护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     

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方式

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依据,在于它的社会性质及其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能力。就其内容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就其实现方式来看,有劳工组织、协会、消费者的倡导、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认证,企业自愿担负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轫于欧美国家,现已逐渐扩展到全球范围,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是逃避责任快速发展还是担负责任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息息相关。分析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权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诉讼核心的转变、人权保障的强化和诉讼研究体系的创新等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导入诉权理论十分必要。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

本文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人权立法与世界共同标准不断接近的轨迹.尽管权利的确立和保障,要受一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采取的步骤应与一国的国情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但毫无疑问,继续缩小两者的差异,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是我国人权立法完善和前进的方向.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1957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遭遇

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专业被取消,社会学研究者大部分被迫改行.1956年,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面对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转型期大量亟待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费孝通、吴景超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启动了社会学重建运动.但是,反右运动中断了社会学重建的进程,由于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运动,参与重建运动的社会学家遭到政治上的整肃,有的甚至被划成右派分子,如费孝通,遭遇了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社会学重建的中断造成学术传承的断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反动的学科,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