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也因此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此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江泽民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判断,彻底摈弃冷战思维,提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观,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想.提出主权和人权的新思想,提出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方法,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设为立法目的,同时也将我国检察机关试行多年的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将附条件不起诉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契合了未成年人福利下对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公开性、非正式性、迅速处理性和个别化处理的要求,但却有悖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由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未成年人最大人权,因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促进未成年人福利方面所带来的人权保障要大于在正当程序层面上人权的消减,这是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得以确立的正当化根基。     

作为犯罪控制的刑事审判之法理分析

刑事审判是犯罪控制的基本机制,有其内在的机理、功能和目的,通过法律性、公力性、程序性、刑罚性、恢复性、强制性的机制和方式,促进了犯罪控制这一社会工程的建设、运作与维护,体现了法律的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之目的,实现了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在现代法治社会,提倡恢复型司法,刑事审判通过刑罚,一方面惩罚了犯罪,实现了社会防卫和社会控制;另一方面诉诸强制,诉诸改造、矫正,让其回归社会,重新成为守法的公民.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中,应该树立和发扬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法律至上、正当程序、法律平等、程序优先等法律理念,健全和完善人权化、法律化、理性化、公平化、大众化、正当程序化的刑事审判制度,进一步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推动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促进犯罪全面控制的实现,促进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人权保护.     

“普世价值”视野下我国人权建设路径选择

"普世价值"从本质上讲源于人类的共同性,因而在抽象层面意义上"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而由于人类个体的特殊性,在具体层面的"普世价值"则呈现出不同特点。人权作为价值目标,在抽象层面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人权内容上则受制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社会物质基础,具有多样性。从二者关系看,人权与抽象层面的"普世价值"具有共同性,并作为后者的内核而存在。而在我国人权建设路径选择上,一方面要承认抽象层面的"普世价值"与人权的存在,并主导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应明确具体的"普世价值"与人权必须依据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坚持自己的标准与内容,在此基础上的人权建设才能既不脱离世界主流,也不脱离本国实际。     

我国特别行政区的人权保障机制及其借鉴

随着“一国两制”在港澳特区的成功实践,两地呈现出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两地人权保障充分、人权状况优良.回归以来,港澳特区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治理模式下,确立了“特区宪政”的政治架构,并形成了建基于此之上的人权保障机制.港澳特区为保障人权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形成了符合各自区情、各具特色的人权保障模式.     

国际人权法中的环境权——以经社文权利公约为视角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它体现为健康环境权、过得去的工作环境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权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     

论人权的两面性

人权的两面指的是作为道德权利的一面和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人们在理解人权之概念时,往往只看到其道德权利一面,而极少看到其道德义务一面。其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资格和人之尊严的价值,它强调了人权之目的与理想;而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则表达了人权实现的手段与工具价值,注重了人权之现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与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应当是我们在完整理解人权时皆须认真对待的,二者不可偏废。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 ,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分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 ,需在宪法列举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 ,同时 ,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