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对于化解生态危机的价值

资本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之所在。马克思将生态环境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是从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问题上进行追溯和批判,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之所在正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增殖原则、效用原则和生产原则进行剖析、批判,蕴含着重要的生态危机化解旨趣,对于克服和化解世界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恶化、避免中国现代化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环境的覆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函数的单调性与广义积分

本文主要研究了函数的单调性与广义积分的关系。通过列举大量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广义积分与函数的单调性联系的形式的多样化。     

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发展思辨：基本多层向多元多层转型

多层次医疗保障是医保制度建设的目标之一,医保制度转型以来中国医疗保障逐渐形成了以补偿基本医疗费用为核心的多层次板块化分担机制,呈现出目前基本多层的特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人民健康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推动着医疗保障从治疗端向前端预防后端康复延伸,并与公共卫生、医疗、医药融合发展。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治理发展,使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从基本多层向多元多层转型。通过整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进一步筑牢做大基本医疗保险,从基金封顶向自付封顶发展,增强基本医保的保障功能,充分化解医疗经济风险;通过制度化逐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最低赔付率,鼓励开发差异化健康保险产品,扩展健康保障的宽度;通过规范引导社会、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主体参与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共建共享,扩展多元治理的深度。同时以医疗保障的支付方式改革为杠杆,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四位一体的发展,形成治理合力,提高医保治理效能。     

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生态变革与认识论反思

非遗运动、新冠肺炎疫情和虚拟世界及其叠加效应给民族艺术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非遗运动引起民族艺术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跃升,以及去地方化和风格杂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民族艺术的分类和集体性向个体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虚拟世界的进程;虚拟世界可能会引发民族艺术的镜像化创作,也会诱导研究者沉迷于网络调查。前者导致民族艺术创作的异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田野调查的意义建构。人类学是为人的研究,理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定位自己的目标。在人类价值世界遭受工具理性决定性入侵,面临精神数字化的当口,坚持具身性田野阵地,以艺术性民族志的方式挖掘经验智慧和生产意义,以此批判工具理性的侵略,守护人类自由精神家园,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天职。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双向互构路径探索

伴随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基层导向和实践的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尤其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社会资本进行社区和居民两个维度三个层面的解构,打破以往单向培育的关注点,进行双向培育互构的探索,并以C社区商业街联盟为实践缩影,讨论其现实可行性,并从社会组织自主性、治理限度和治理有效性三方面对两者的培育进行风险分析,试图在社区社会组织日渐饱和的情境下探索未来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发展趋势。     

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探析——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烟毒之祸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了治理烟毒,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至1940年在全国发起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江苏省对此积极响应。该运动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禁毒法规,以《江苏省限期禁烟办法大纲》为基本施政纲领;设立“禁烟委员会”为领导机构,成立戒烟院所实施传戒;从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个方面开展运动。该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泛滥,但也因一些问题导致效果有限,烟毒禁政有待于社会性的根本变革。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

本文论证了国家介入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邻里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和存量可以通过对嵌入于居民区的组织联系而得到解释。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本文通过1996年以来上海的社区组织重建政策讨论了这些命题。研究发现,特定形式的国家介入乃是社会资本得以发展和增进的必要动力;居民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必须和国家介入的类型进一步联系起来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个结合”的递进发展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两个结合”的方法,进而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可以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方法,以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在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一个结合”,后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且两个阶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揭示这一规律,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当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