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发挥高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时代发展中的思想引领和先导作用,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必须贯彻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战略思想,不断增强机遇意识,乘势而上,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不断增强育人意识,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必须遵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不断增强创新意识,解放思想,积极应对工作新挑战;必须掌握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全局意识,抓住关键,实现和谐校园新目标。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增强民族高校专升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普通高校专升本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型产物,专升本学生是一个与普通本科生有着不同特点的特殊群体。通过对民族高校专升本学生的心理动态及思想特点的分析,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专升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对策。     

论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效益

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因此,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大的价值,其价值性要求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如何走出当前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误区,努力探索提高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效益的方法,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信任关系

教育客体对教育主体的信任,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基本保障。本文主要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形成的充分信任关系、怀疑关系和不信任关系。进一步解析了主、客体之间结成不信任关系的原因和应当采取的措施。     

论清代海塘技术选择背后的环境与政治因素

作为海塘的间接护岸技术,柴盘头被石坝取代与环境变化、海塘重受关注等因素有关。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公塘石坝大规模建筑,以确保乾隆来年南巡时此地万无一失。乾隆本意是借助柴塘改建为石塘来建立为国为民的不朽功业,但因效果不佳而设立柴塘岁修专项银。为报销方便,巡抚琅玕顺势奏请将石坝改为柴盘头。福崧重任巡抚后奏请废柴盘头而用石坝,这引起乾隆警觉,但钦差长麟支持石坝技术。福崧被斩后,巡抚长麟奏请将挑水石坝改为滚水坝,虽然群臣认为此举应谨慎,但乾隆否定众臣建议并委派南河、东河总督勘察海塘。尽管两人揣摩圣意后彻底否定石坝,但乾隆痛斥他们未指出石坝错误的根源在福崧。其实,柴塘改建石塘的决策错误者是乾隆,但乾隆趁机把胸中恶气全部撒给福崧,石坝终被废。这一间接性护岸工程的技术选择变化过程,折射出技术、环境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儒家伦理政治观的主要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政治观具有伦理与政治一体化、“德治”与“民本”思想相融合以及注重伦理道德的制度化和政治制度的伦理化等鲜明特色,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民族美德,对我国封建社会乃至当今时代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于谭人凤“社团改进会”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社团改进会”是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肇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条件下,于１９１２年９月由谭人凤为首所发起的一个试图对旧式会党进行改造的政治组织。对此,以往史学界大都视其为民初革命派对会党进行“过河拆桥”的可耻行径,“代表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弥漫全国的挥舞屠刀镇压会党的逆流。”①认为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目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求会党群众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在袁世凯的‘圣明’统治下,‘振兴实业’,从‘秩序的革命’转入‘秩序的建设’”②,“是暗中向袁世凯讲心里话”…     

从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看公德私德问题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说,公德私德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和西方的问题。作为"亚细亚现象"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界,从而没有公德私德赖以附丽其上的基础。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一条相当清晰的因果链条:商品经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意味着人的个体与类的分离和对立。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这种发生学基础,而是表征为"家""国"同构,由此决定着由"内圣"而"外王"的展开及其连续性。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固然也有公私之别,而且也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成立,但它仅仅关乎道德与非道德的甄别,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德私德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所谓的公德私德,只是意味着道德的类型或归属领域之不同。因此,以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去"格义"中国原有概念,就难免走向把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现代化"和"西方化"的陷阱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