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社会保障举措初探

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实行社会保障的调控措施,即政府赏赐、社会优待抚恤和社会赈济等。政府赏赐指对国家作出贡献的官吏给予奖赏;抚恤指对立功及捐躯者家属进行抚恤慰问;社会赈济指对受灾地区的救济扶贫等。这一措施进展的如何,是衡量当时经济发展的天然尺度。值得关注的是,三国统治者在实行这些措施时,吸取了东汉末期的赏赐唯亲的教训,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公平本质。     

论清代的荒政举措——以山东省为例的考察

清代山东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区,面对灾荒的发生,清政府始终将荒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措施,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救助,在清前期成效显著,近代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等原因,在救荒上鲜有成果,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灾民的困难,导致了社会的动荡。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1943年鲁西冀南特大灾荒下的农民生活

1941年春至1943年夏,鲁西冀南连续3年遭遇特大旱灾。1941、1942两年粮食严重减产,1943年春季作物因无雨未能播种,秋收绝产。由于旱灾、蝗灾、水灾接连打击,以及日、伪、匪、顽疯狂掠夺,鲁西冀南灾荒在1943年达到顶峰:老百姓忍饥挨饿,吃糠咽菜,身体浮肿,饿殍遍地,死尸盈野。为了生存,老百姓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卖妻,流落四方,逃荒要饭,受尽了人间的苦难。     

从《建平存稿》看乾隆15年-17年建平县的社会救济

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自宋建立以来至明清隶属于广德州，境内多山川、水流、圩田，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到了清代中期，社会救济事业进一步发展，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山水县，社会救济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灾荒方面的救济、针对弱势群体的救济以及时人的社会救济意识是怎样的，这一地区的社会救济有哪些特点，需要做我们进一步探讨。     

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

文章着重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的社区赈济活动 ,尤其对以都图里甲庄圩乡镇等为单位的小型社区的赈济加以时空上的勾画。在此基础上 ,通过考察社区赈济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基层社会构成等之间的诸多联系 ,折射出清代江南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倾向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的大致轮廓。研究表明 ,社区赈济之所以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 ,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能够与地方社会各种资源相互融合     

抗战前夕四川大旱灾的报灾与查灾

抗战前夕 ,四川自 1 93 6年夏到 1 93 7年夏发生较大旱灾 ,报灾最多时达 1 41县。当局的赈救从 1 93 7年初正式开始 ,随着外界办赈力量的介入 ,发现灾情实被夸大。整个过程中川省对中央及外界报灾都呈不断扩大宣传的趋势 ,直至上报受灾 1 41县。川省当局在 1 93 6年对于报灾各县尚严加勘察 ,也曾了解到报灾县与实际受灾县数目相差颇大。但因 1 93 7年春荒逼近 ,乃无暇查灾。后来中央的实地查灾证明 ,灾情确不像川省当局所言之重 ,而实际灾情的最重之处却是前此受战争重创的川北 ,说明影响这次灾害的不完全是自然因素。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备荒赈灾考述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各级政府沿袭前代做法，较重视储粮备荒、减免赋役，同时，还采取措施进行赈济，本文对赈济灾荒过程中的勘报灾情、临灾赈济、恤政机构、以工代赈等措施及其演变作了探讨。那时虽有备荒赈灾制度，但遇灾歉后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吃草根树皮咽观音土甚至“人相食”的事例仍多有发生。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