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社会整合作用——以近代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作为肩负养民之责的权力实体,一直承担着灾荒中的救济职能。民国时期处于社会大转型期,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民间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很大程度上承担并填补了因国家缺失而留下的空白,在维持苏州地方区域社会的转型和稳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因灾移民政策简论

整个唐代,自然灾害一直贯穿其始终。由于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重视民生,在遭遇严重灾荒时,政府鼓励灾民异地就食,此后较有组织的因灾移民成为唐前期一直奉行的政策。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导致的朝廷实力下降,政府救灾不力,灾民自发性的移民就食越来越占多数,最终成为唐朝灭亡的前奏。     

民国时期安徽荒成因浅析

自然灾害是人类的大敌,做好自然灾害成因研究十分必要。本篇以民国时期的安徽为例,分析了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河流状况等自然历史原因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战争、政治状况等社会政治原因对自然灾害形成的重大影响,以为现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相应的对策以至于具体的办法。     

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赈灾济困活动探析

晚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燹战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灾黎难民,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政府却因兵革屡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因素,无力开展有效的赈济。于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随着书画家力量的成长壮大,书画市场的繁荣,美术家群体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为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山西“丁戊奇荒”述略

山西“丁戊奇荒”是中国历史上特大灾荒之一。它发生在公元１８７６年至１８７９年间,因灾情极重,清政府采取了赈粮、赈银、设厂放粥、蠲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但终因财政拮据,晋省交通不便,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片荒芜、物质财富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惨遭重创等一系列恶果,制约了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政府脆弱的抗灾能力与清末十年江苏抢米风潮

清末十年间,江苏频发的自然灾害打断了灾区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进程,又由于清政府不具备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人心惶恐,群体心理失常。清末江苏农民反饥饿抢米风潮的形成是自然灾害频仍与清政府无力组织防灾抗灾双重因素导致的。     

魏晋南北朝灾荒赈恤的几个问题

灾荒赈恤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是中国古代民政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灾荒赈恤在对前代的继承中又有新的发展,呈现出操作程序制度化、动员面广和形式多样等诸多特点。各朝政府的赈恤行为频繁有序,及时向上级汇报灾情是所有地方官的重要职责,中央政府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灾荒赈济政策,颁布后交由各级地方政府执行。这一时期灾荒赈恤以官方为主,辅以民间自救,其中官方赈恤程序较为严格、复杂,整个过程务必照章办事,同时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疏漏和腐败,赈恤行为每每被置于朝廷专职官僚的跟踪监督之下。而对那些贫穷、孤独、年老不能自存或失去生活保障者,政府则专门为其造籍,并最终使依格赈赡成为制度。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民国时期苏北灾荒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苏北地区的灾荒未有稍息,水灾、旱灾、蝗灾、兵灾、匪灾等交替发生。“十年九灾”的频仍灾荒给苏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清代中央在鄂尔多斯地区制定了完备的赈济政策,从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上分析,可以找到实施赈济的原因。《理藩院则例》将蒙古地区的赈济政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说明和完善,这成为蒙旗受灾区接受赈济的依据和保障。该区的赈济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受灾旗牧民自救为主体。康乾时期,赈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嘉道以后,其弊端日益突出,政策背后的隐患逐渐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