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精神的时代特征

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在同济大学给师生们演讲时,赋诗寄语学子:"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廖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温总理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其诗意义深远、富含哲理、启迪人生,蕴涵了对真理追求永无止境的求索精神.     

论南宋“和清真词”现象——以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为核心

南宋词人推尊周邦彦的方式之一就是"和清真词",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遍和清真全集更是词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三人的和词格律上恪遵原词,内容上和意为主,特色上各有千秋。在周词经典地位的生成过程中,"和清真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左传》鲁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言其志。与它国相比鲁人赋诗最多,他们把赋诗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交流手段,其用诗方法更加成熟。赋诗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鲁人赋诗的昌盛昭示着其礼乐文化的发达程度,“周礼尽在鲁矣”同时又是鲁人赋诗兴盛的重要基础。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试论唐末、宋初唱和诗风对西昆体的文化观照

以唐末宋初盛行的唱和诗风为着眼点,解析唐末宋初诗歌中不断强化的交际功能以及愈加盛行的创作竞巧意识和娱乐风习,通过多方位的文化考察,探讨西昆体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沙里淘金的眼光和态度对西昆体的佳作给予挖掘,力求对之作以全面、公正、审慎的评价.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 “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     

第十二讲酒与情感之释放

罗贯中《三国演义》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那便是关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情节。曹操是善于敞开自己心胸的，无论横江赋诗，还是阔谈英雄，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都在酒后。请看罗贯中此处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