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论《左传》"诗以言志"之"志"

《左传》提出的“诗以言志” ,即赋《诗》言志 ,所言之“志” ,并非仅仅是修身治国 ,仁义政治 ,内容较为宽泛     

论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

先秦时代距今久远,很多文学作品未能流传下来.通过对先秦文学活动的考察,可以使一些个别的现象连成一片,恢复当时文学创作、流传、编集、扩散的立体结构,使我们看到只从作品本身看不到的问题,从而对先秦时代的文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正确的把握.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或同民俗相联系,或同教化及礼制相联系,但在陶冶情操与愉悦心情方面都起到了文学应起的作用.这主要有民间节日的歌会,采诗、陈诗、献诗,各种仪式上的歌诗、诵诗活动,外交场合和贵族聚会中的赋诗言志,瞽史的讽刺嘉言善语、赋作以及讲说历史等.留到今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与此有关.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切韵指掌图》德韵四配试释

宋代《切韵指掌图》里,德韵开口字四配曾、臻、止、流摄,分别代表了文献音（配本摄阳声韵）和时音的四个层次。德韵配臻摄的“-k、-t混并为-t”后来与共同语臻、曾、梗摄三四等入声的“-k、-t混并”合流,从而形成了中古-k尾系统分化为“-k：-t”的近代早期新格局。德韵配止摄则是共同语1：3语音入声舒化“宕、江、通摄（-η/-i）：曾、梗摄（-η/-i）”不对称格局影响下的产物。现代方言材料表明,德韵配流摄代表了方言口语音的底层。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文人题咏传奇《梅花梦》考论

清朝咸同年间,以张道为代表的文人们题咏传奇《梅花梦》,唱和冯小青其人其事,其诗文作品收入《梅花梦题词》中。《梅花梦题词》收录了参与唱和的九位文人的三十余首诗词。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身处清末咸同乱世的文人的独特视角与焦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在兵祸横行中的生存危机。冯小青现象在这一时代,展现出与承平时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蕴涵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越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延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必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廷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