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陆与韩孟、元白唱和之关系

中期唐诗坛发生了题材倾向从重大、高雅向琐细、平凡的转变.韩孟、元白两大文人集团的唱和之作,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征.晚唐著名的松陵唱和中,皮日休、陆龟蒙等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扬,诗的取材更为凡琐,多小视角,且多杂体.其唱和的深度无疑超越了前辈,而且把唱和这一诗歌存在方式真正传播到了民间.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论清初广东天然和尚诗教法门之开启

明清之际岭南文士参禅之风特盛,海云系为滨海一大法窟,天然和尚座下高僧云集,以遗民文士入禅者多。为培植正信、振起宗风,和尚以诗为教,组织社团,并提出“似诗”理念,引领诗歌唱和活动;又鼓励批评切磋,编刻多种文集,以实现“乐与天下,以尤乐待一人”之目的。在“似诗”理论的指导下,岭南诗歌创作出现一种奇特的风格和流派,天然和尚座下释子也因此找到了入禅的门径,提高了禅学修养,最终抵达安身立命处。     

杨慎在贵州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

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谪戍云南永昌卫,在谪滇的三十几年里,杨慎多次途经贵州,留下了许多关于此地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外乡人的视角,展现了贵州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独特与奇异,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贵州的真实面貌。杨慎在贵州的创作与交游为贵州的方志发展、史料保存、教育事业和旅游文化等众多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山僧尽相识 应念苦吟人——诗人喻凫的诗歌创作

唐代诗人喻凫一生交游甚众,和众多诗人有着唱和,他创作诗歌,呕心沥血,字字是血,其诗歌中处处体现出受佛道思想影响的禅意。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诗歌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展现给后人的正是一个古代读书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