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共得30种,其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总集的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一一皆可考论。唐代唱和之风甚盛,士人所重,结集之多,为后代所不及,其中以君臣、郡邑府主与幕僚之间的唱和为多,反映出君王对诗词唱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诗词唱和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方式之一,对后代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文帝刘义隆文学雅集述略

在组织文学创作上,刘宋时期历代君王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当时的士族在宴会、游历等许多场合中都有辞赋创作、吟诵的风气.宋文帝刘义隆组织过许多大规模的文学雅集.而且由于他的统治地位,宋文帝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客观上引导了刘宋文学的发展,促进了刘宋文学的繁荣.本文拟探讨宋文帝组织的几次主要的文学雅集,以管窥当时文学创作的面貌.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试论唐末、宋初唱和诗风对西昆体的文化观照

以唐末宋初盛行的唱和诗风为着眼点,解析唐末宋初诗歌中不断强化的交际功能以及愈加盛行的创作竞巧意识和娱乐风习,通过多方位的文化考察,探讨西昆体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沙里淘金的眼光和态度对西昆体的佳作给予挖掘,力求对之作以全面、公正、审慎的评价。     

论《左传》中的晋人赋诗

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外交往来中盛行赋诗言志。晋国涌现了一批赋诗的能手,他们在赋诗中知礼但也表现出了僭礼行为。与它国相比,晋人的赋诗很大气,往往用天下共主的霸气与各诸侯国交流。与此同时,在晋人参加的赋诗场合中,各国对晋国多颂美奉承之辞,而晋人应对娴雅得体,与其所受之诗相谐和。     

《左传》与"诗以言志"

《左传》提出的“诗以言志”,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本文重点论述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即:称《诗》谕志、歌诗必类、赋诗断章。     

人去翰墨在 诗留天地香——读《徐翼存诗词选辑》

徐翼存女士（1893-1977），安徽合肥人，自幼爱诗，毕生写诗。从13岁的少女到84岁的老人，诗歌伴随她走过了国家巨变的大风大浪，走过了家庭境遇的坎坎坷坷，是她一生的慰藉，一生的知己。现存《徐翼存诗词选辑》的400首作品，无论诗友唱和，还是四时即兴，大抵是缘情而发、因事而发的生活写照和情感传真。     

张积中、李光忻早年的诗歌唱和——论小王屋山居诗及《素心女史诗馀》

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在仪征的小王屋山隐居生活期间，留下了二十余首同李光忻唱和的有关小王屋山居的诗歌作品。李素心的《素心女史诗馀》可能也是这样的文学唱和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学作品，融太谷学人思想于其中，展现了张、李二人的不同个性。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诗作，试图了解张、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心态和思想特点。     

论党争漩涡里文人退隐心态——关于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唱和

在北宋元祐诗坛,以苏轼、苏辙为宗主的苏门诗人群题画诗唱和现象十分突出。而综观此期苏门题画诗唱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山水画的题咏。考察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创作,可以发现诗人们在诗歌中反复高歌的主题是"归去",由此可见当时党争环境下苏门文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如一种精神解压剂,赏画题诗给苏门文人带来的是苦闷时的泄导和排遣,使他们暂时放弃沉重的现实关怀而沉入青山绿水的怀想,虽不能治本,但毕竟有效。     

京师词坛"赠柳词唱和"与清初稼轩风

康熙九年,京师词坛上演了"赠柳词唱和",此为"秋水轩唱和"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稼轩风词学唱和活动.它是在江南词坛稼轩风唱和的影响下发生的,标志着京师词坛对稼轩风接受的扩大和深化,是"秋水轩唱和"能够发生的重要前提,表明清初稼轩风运动的方向是江南一京师,在清初稼轩风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