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问题探讨

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使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本文对消费者主体范围、消费欺诈构成和惩罚性赔偿制度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构建一个严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管窥之见。     

论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请求权——兼论信托的合同基础

在信托制度中是存在着合同基础的,赋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请求权只是归还了其本应享有的权利,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的请求权是应被肯定的,这仅是还原了信托的本来面貌,并没有扭曲信托制度。     

妨害及其救济——解析我国物权法第35条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妨害具有共同的认识,即以非占有的方法对他人权利的圆满拥有、行使或享用造成的干扰或侵扰,因此而有别于侵权与侵占。但是,美国法中的妨害是对土地现实占有权的妨害,妨害排除请求权是相邻权的一种;德国法中的妨害扩张适用于所有具有绝对权意义的权利。而我国物权法中的妨害仅是对物权的妨害,但不限于对所有权的妨害。对于妨害的救济,有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停止请求权两种,同时,应当允许原被告自愿协商以赔偿损失替代排除妨害。     

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对因国家侵权(包括行政侵权)造成行政相对人精神损害做出了经济赔偿的规定。在行政赔偿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以下原则:法官的适当自由裁量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禁止滥用原则,数额适当原则,关注个体公平的差异性原则等。     

论合同解除的生效规则

关于合同解除的生效规则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下,当事人私权在法律实现上的路径及成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大陆《合同法》采用了形成权解除主义模式,然而到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将其改头换面为裁判解除主义模式。这种更改,漠视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对当事人私权实现的意义,引发了新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公权的裁判权对私权的漠视与不正当侵犯。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内容.20D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我国公司法立法史上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然而,<公司法>确立的公司法^^格否认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行为要件的规定不具体;主体范围不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够合理;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充分;赔偿范围不全面;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过于严苛等.完善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完善立法,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趋于完整,完善对公司进行规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建设,在<破产法>中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制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明确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案件的管辖;举证责任;当事人及债务承担方式;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注意把握的原则等.     

论诉讼时效之于无效合同的法律适用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也是争论不休,本文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适用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有望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到一些作用。     

论职业病病人的人身损害补偿与赔偿请求权--以《职业病防治法》第58、59条规定为中心

职业病病人的人身损害通常具有缓发性、不可逆等特质。《职业病防治法》第58、59条分别规定了工伤保险待遇给付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工伤保险待遇在本质上属于人身损害补偿,如要实现损害之全部填补,职业病病人可以选择从契约关系、侵权行为、保险契约、法律之特别规定等视角,以仲裁或诉讼方式请求用人单位予以人身损害赔偿。     

支配权略论

支配权是人类随着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对自己的物、人格利益等进行有意识地支配的权利。支配权在本质上是法律为权利人划定的自由空间范围。支配权具有与请求权不同的法律特征,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支配权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支配权的行使应受到公法和私法两方面的合理限制。     

职业伤害赔偿体系的国际借鉴与启示

当前主流的职业伤害赔偿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替代模式和补充模式。替代模式的优点是劳动者可以及时获得经济救助,雇主可以提前规划用工成本,社会能够节约诉讼等成本,但其难以实现对劳动者的完全经济补偿;补充模式的优点是劳动者既能获得及时救助,也有望取得全部经济补偿,但司法成本更高,社会管理职能缺位。我国应在充分考虑本国社会文化特点、经济发展状况和现有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伤害赔偿体系。这套体系可以参考并兼具德国模式人性化的特色和美国模式市场化的优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替代模式,即由政府和私人保险公司共同经营职业伤害赔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