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主义的一次过度诠释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相关探讨一直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进行着,但是这些探讨都依托着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现实主义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摹仿和再现,现在看来,这种认识不仅受到来自哲学和心理学的质疑,同样受到来自现代、后现代艺术实践的挑战。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尝试从现实主义概念产生的源头入手,从历史发生学和否定主义认识论这样两个方面来探索现实主义所应具备的理论内涵。而因为讨论的是现实主义,因此对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关系的辨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而且应该讲非常的重要。     

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

从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实践的观察中,人们会发现:在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中,惩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意味着痛苦,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剥夺,被道德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但道德家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惩罚这种现象呢?惩罚的正当性又何在呢?众所周知,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主义和以边沁、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此提供了不同的证明。报应主义主张正义和应得,功利主义主张社会利益最大化。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惩罚,如何看待两种惩罚理论的呢?一般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关于惩罚的理论。格兰…     

支配与转换：新制度主义视角下购买方与社工机构的互动关系个案研究

嵌入论、行政吸纳社会、分类控制、合作伙伴等理论从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单一视角出发,强调中国当前社工机构的发展困境来自静态的结构性政社关系,这忽略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买方与机构的互动关系变化。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分析购买方与社工机构互动关系的阶段模型可以对其作补充解释。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在项目的不同阶段,购买方与机构之间呈现出支配与转换轮替的互动关系过程,而资源分配方式与仿科层化运作是导致双方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机构在互动过程中的应对策略边界主要根据机构运营成本与工作承载量而进行动态调节。购买方与机构的互动关系过程具有制度形塑之特征,是资源、制度与行动者的共同产物。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模式选择论证

企业合规作为一种全世界企业的治理方式,目前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本土化探索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推进,合规不起诉作为程序设计上的刑事激励机制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衔接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两轮改革试点工作中,相关检察机关创造了两种不起诉模式：一是“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二是“检察建议模式”(又称“相对不起诉”模式)。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模式选择直接影响该项制度在实践当中的应用空间,如何借鉴现有经验,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重点讨论的内容,根据案件性质及涉案企业的规模,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可采取上述两种模式相互结合的方法。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迷途知返的羔羊——从《红字》看霍桑的婚恋观

霍桑的《红字》被认为是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河。此后,有关《红字》的评论层出不穷。很多作品对文中主人公如海丝特、齐灵渥斯、丁梅斯代尔的形象进行了探讨。而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在借这些形象的塑造旗帜鲜明地表达他保守的婚恋观点。而这些观点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家族历史以及时代背景等密不可分。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     

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卡普清西藏传教会失败原因申议

18世纪初,受罗马教廷派遣前往西藏传教的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们,在历经40余年的艰苦努力,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后,最终却不得不撤离西藏,宣告传教事业的失败.究其原因,固然有西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在其间发挥作用,但基督教教义本身的理论缺陷,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在西藏传教实践中奉行的排他主义宗教路线所引发的众怒,也是导致此次传教活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

当前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究竟给世界经济、亚洲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相应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