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之战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更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举和战略选择。几年前,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首次写入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5年内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节能减排既是"硬约束",更是"动员令"。"十一五"期间,辽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取得     

芒飞节神话的流传及其认同功能——基于泰国、老挝、越南的研究

神话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在当代社会中,神话并非日益僵化、消亡与不合时宜的。芒飞节(Bun Bangfai)起源神话及其异文在泰国东北部、老挝和越南不同族群之间的传承与扩散,印证了神话在仪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再现出神话对不同层次认同的铸就功能。这种认同包括了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等。神话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力量。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拓展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在估算了农业污染的前提下,计算了中国农业绿色TFP的增长,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目前增长较慢,且区域差异明显;农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TFP增长的主要源泉;如果忽视环境约束,将导致农业TFP增速的明显高估;农业税的减免促进了农业绿色TFP增速的提高,而农业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明显;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贸易条件阻碍了农业绿色TFP增速的提高。     

"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故高污染产业必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已成为"污染避难所"?文中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FDI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我国污染环境罪刑法适用实证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运作提供了参考依据,随着环境刑事政策逐渐走向严格,环境污染刑事司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但2014年度刑事一审判决显示,我国污染环境罪之刑法适用依然面临重重困境,污染环境罪犯罪构成之基本理论问题模糊不清,刑事司法裁判之间存有较大差距。污染环境罪刑法适用应恪守刑法谦抑性,维护环境刑法之独立,突出保护环境法益,准确界定抽象危险犯之边界,采取双重罪过形态,严格限定共犯处罚范围,充分发挥单位犯罪之效能。     

强化环保治理营造蓝天碧水

河南省固始县环境保护局全局干部职工在高举科局长的带领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全省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环保局的领导关心指导下,强力推进生态建设和保护,严把项目审批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巩固和扩大污染防治成果,强化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饮用水源的保护,圆满地完成了全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加快固始县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步伐,提高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绿色GDP核算实践：问题与对策

绿色GDP核算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实际污染治理数据进行分析,指出越是GDP低下的地域,实际污染治理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绿色GDP核算面临着基础数据、核算技术等方面的难题。最后,提出了现阶段绿色GDP核算应量力而行;在企业中推广环境管理体系、企业年度环境报告书制度和企业环境会计核算等对策。     

我国跨境电商物流保险体系:功能、问题与革新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互联网和国际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得到了质的飞跃,国际贸易在物流行业的参与下显得更加活力十足。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起步时间较晚,经验相对欠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所以,应该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研究目前电商物流可能存在的一些隐蔽性较强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从保险方面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和措施,为跨境物流行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从保险的角度来看,为跨境电商物流提供合理有效的保险服务、打造专业的物流保险平台对该行业的发展具有推动意义。     

论污染环境罪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原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后,学界就污染环境罪的主客观要件展开了激烈争论,形成了不同主张。本文将对污染环境罪的主客观要件阐述个人观点。     

检察视阈下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跨域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模式落后、治理体制和制度不完善、监督和查办不力、法律法规缺失以及违法成本低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直接参与治理跨域污染的权力,而是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管来间接影响跨域污染治理。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体系化权力的全面运行,主动参与跨域污染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