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船舶污染综合管辖权

防止和控制船舶污染海洋管辖权的国际立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单一船旗国管辖到综合的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管辖的发展过程。综合管辖制度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得到了全面体现。《公约》创设了一种综合管辖权制度，通过这种管辖权，所有国家在IMO最高立法权下对处理海洋安全和防止污染问题都将发挥自己的角色作用。     

巢湖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对策研究

巢湖富营养化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沿湖岸人民的饮水安全.文章对巢湖水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巢湖农业非点源氮、磷营养物来源作了简要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巢湖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对策.     

饮用水中微污染物净化技术

根据目前日益恶化的饮用水水源水质，论述了吸附技术、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技术、臭氧氧化技术、膜分离技术、超声波技术和电凝聚法等饮用水微污染处理技术．     

"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电商市场营销完善路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国家陆续提供政策助推跨境电商,解决跨境电商的物流、电子支付等问题.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减少了跨境电商的贸易壁垒,带来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但跨境电商同时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面对着不同的语言与法律规定,增加了营销推广的难度.因此,跨境电商企业应当以宣传中国文化为主体,尊重多元文化,以消费者国文化为基础进行商务沟通.同时,充分熟悉消费者所在国的权益保护法律规定,合理定价.此外市场营销人员应当积极学习和参与培训,成长为"营销+外语"的复合型国际市场营销人才.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基本安全利益例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首次将基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纳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中,并不允许其他成员国提出异议.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与一国根本的国家安全紧密相关且不具有歧视性,需要各国遵循善意原则加以合理援引,否则易造成条款的滥用.为确保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模式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后,我国需要数据分类管理制度、加强技术安全建设,实现保障本国基本安全利益与促进数据自由跨境流动的平衡状态.     

FDI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

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污染输出的代理变量,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两个区域只有连云港的FDI有利于减少三大污染指标排放量,其次表现较优的是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有效吗?——基于7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此类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7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0—2017年的数据,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对资本流动、汇率、信贷以及外债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在降低FDI流入、抑制有效汇率升值和降低短期外债比重方面效果显著,但也有一些政策会促进有效汇率升值和国内信贷扩张;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在调控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时具有不对称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入管理的有效性大于资本流出;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持续时间通常在1至3年,国际金融局势变化也会导致部分政策效果迥异。因此,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仅可作为相关政策的补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及健全金融市场等,才能维护金融体系平稳。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环境税的研究一般局限于点源污染,而分析环境税治理面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沿着环境经济政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脉络,梳理有关环境税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现有文献,并对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进行评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和环境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