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的意向性解释——心智哲学视域下

认知语言学的“涉身性”特征决定了转喻研究必然已涉及主体的认知心理因素。但观察之下发现，无论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指称论”，还是基于认知语义学的“概念扩展”理论，都只是强调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概念对应，而较少考虑到认知主体的意识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从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出发，通过对转喻的本质性特征进行重新思考，提出了转喻意向性解释的三原则，并进而建构了一个转喻的意向性解释框架来对同一本体为何会产生不同喻体的问题加以说明。研究表明，转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是一种“解释”和“被解释”的关系，决定本体以何种语言形式（喻体）进行表达的是认知主体的意向性。     

认知转喻与英语词汇教学

转喻模式发生在同一事件认知模型中,表示的是一种邻近关系,即用一个认知上凸显的事物代表或联想到另一个相关联的事物。转喻是词义拓展和词类转换的重要途径。词汇教学运用转喻认知机制有助于学生了解词性转换的理据,激发联想并扩大学生词汇量。     

近代和制汉字词的生成理据研究

近代和制汉字词（新漠捂）因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深远影响而广受关注，传统研究多从近代和制汉字词与中国古代汉语的关系出发进行词源的考证，在解释和制汉字词的生成机制方面有所不足；近代和制汉字词作为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转喻、隐喻、类推等一般的认知模式；可根据隐喻、转喻、类推等形成方式对和制汉字词进行新的分类；从认知的视角对和制汉字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美学观照下的童话隐喻与转喻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既要传递原作信息,还需表述文学作品特有的审美特质和审美信息,童话作品的读者主体为儿童,其阅读水平及审美角度决定了翻译的方向,转喻与隐喻作为人类认知的两大基本认知方式,是有创造性的翻译手段,能够有效地体现童话原作的生动活泼的想象、童趣与美感。     

英语动物名词“动用”的转喻认知理据

名词“动用”是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体现了人类基本的转喻思维模式。从概念转喻的视角研究英语动物名词动用的认知修辞效果，可以更好地揭示该语言现象产生的认知机制，为进一步探究词类转换的认知理据提供新的视角。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拟人与隐喻的比较

认知语言学通常把拟人视作最典型的本体（实体）隐喻,称为拟人隐喻,从而认为隐喻和拟人都是基于体验性和相似性的源域向靶域的映射。在认同隐喻和拟人都是不同概念间跨域联结的心智模式基础上,本文提出：隐喻是喻体（源域）向本体（靶域）的静态映射,本体、喻体在字面上兼具;而拟人是将本体融合在拟体中,非人本体被活化在拟体人中,并不显现,源域中拟人之体代其行事,从而得出结论：拟人是基于“转喻人”的隐喻。     

翻译转喻的理据:从现象到人类认知

转喻机制具有普遍性,也存在于翻译过程中。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基本的分类,并从范畴化和认知语法角度分别对存在于词汇和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分析。翻译转喻涉及音、形、意三个方面,研究发现：1）其主要实现途径包括整体代部分、部分代整体以及部分代部分;2）翻译转喻依托范畴化结构,尤其是当两种文化存在通用图式的情况下,翻译转喻就是对原语范畴之外其他级别范畴或同一级别其他范畴成员的凸显及在译语中的映射;3）增译、减译、转换等技巧是翻译转喻思维的具体方法论,其使用会导致译语概念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研究成果对认知语言学、翻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庄子·外物》"两陷"解读

《庄子·外物》中的重要概念"两陷",并非指"陷入利害两端",而是指陷入是非善恶两端的价值偏执,从而造成选择上的困境.庄子试图消解善恶是非观念的偏执,"不谴是非",摆脱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虽然满足了一批隐逸之士的精神需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和谐的社会秩序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关系为基础,只有重树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价值信念,才能真正解决"两陷"问题.     

“得”字句式多义性的转喻解读

“得”字句式的多义性可以解读为“得”前后两个概念结构接合时借助了不同的转喻链,而不同的接合模式对应不同的句式义。以小说《士兵突击》为研究对象,对“得”字句式进行穷尽性分析可以甄别出“行为—前时段—达成”“事体—参与者—状态”等七条转喻链,分别对应达成、伴随状态等七个句式义。这些句式义以达成义为核心构成一个语义网络,其中达成义最为典型,其他句式义均由达成义利用转喻机制引申而来。本研究佐证了认知语言学“意义具有理据性”的语言观。     

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

文章对日常所见的"器物"与"道理"作诠释,认为中国哲学中说的"器物"与"道理"是统一的,即道在器中、理寓物内.因为这样,所以哲学家们可以以器喻道、藉物明理;反过来也可以制器证道、设物明理.而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古代哲学家有着万物一体、物我同道的思想,诸如这些,都表现出与西方哲学所不一样的特征,应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