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造物和谐

中国传统造物思想是通过"和谐"和"天人合一"的意境,传达出一定的趣味和思想,体现出一种审美愉悦和审美功能,其核心是"器以载道".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体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是社会的和谐有序;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是心与物、文与质、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统一.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天人合一.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书道原微——论书法艺术的美学精神

抒情言志是书法的审美功用 ,尚道成道是书法的大境界 ;道的大境界 ,也是人性的大自由境界。书情、人性通道心 ,三位一体 ,是为“书之道”。人性的超越 ,书之法与无法及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 ,意味着书法的触角可以自由深入地悟道、言道、载道与致道。书法 ,道之华。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命人性品质

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书写从第一个十年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里 ,包括个性主义在内的生命人性的书写没有充分展开 ,人性书写的独立传统也没有形成 ,因为人性书写的独立传统同时包含历史人性和生命人性 ,文革后初期集体主义精神和历史的故事控制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从现代派文学和寻根文学开始 ,文学人性书写的独立空间才有了重新出现的可能 ,先锋历史小说和私人化小说对生命人性书写的张扬显得异常触目     

浅谈综合文稿的起草

正文章非天成,妙手靠实践。综合文稿写作是党委系统办公室日常重要工作,一方面要讲求"文以载道",表达思想,体现政策和措施办法;另一方面要讲求"成文之法",遵循规律,合乎规范和格式"体例"。综合文稿起草的质量不仅关系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形象,更是对起草人员理论水平、思想方法、观察分析处理问题能力的综合检验。那么,该如何起草综合文稿呢?     

从“载道”到“言志”——论梁启超与晚清至五四时期创作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过渡形态,梁启超的创作观念对后世的文学译介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使得20世纪中国小说的展开都笼罩在这种政治与实用的双重阴影之中。晚清至五四时期以来,从＂载道＂到＂言志＂的创作观念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深远影响。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师以载道

我的教龄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伴随着一次次的教改，我也不停地问自己：“何谓师者？”我就在这不渐断的拷问中成长，其中的感受很像脱胎换骨。与自己的对话过去的我，拼命地用知识来装潢自己，追求我认为的“完美”，还时不时地伪装未遂，露了马脚。可是内心的声音告诉我，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