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及与此相应的历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以及对历史编纂的新认识作系统的考察,阐述其与时代特点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变革中求创新的丰富内涵,对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中国轻工业年鉴》创刊25周年暨获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特等奖座谈会纪实

2010年6月9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轻工业年鉴》创刊25周年暨获中国版协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特等奖座谈会。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在京常务副主任许进禄,副主任梁书生、邵权熙,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家肖东发,中央级年鉴工作部、中央企业年鉴工作部的在京主任、副主任及其在京年鉴代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机关、各行业协会代表等百余人出席会议并祝哿．     

在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暨第十二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刘波主席、许家康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会议暨第十二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对山东史志工作尤其是年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信任,也为我们学习全国各地经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此,我代表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镇江年鉴》——镇江成长的年轮

主要荣誉 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特等奖（2004年） 首届中国年鉴奖（2004年） 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一等奖（2004年）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暨第十二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纪要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暨第十二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于2010年5月11～1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