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早期汉译佛经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价值--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早期佛经保留了相当多的口语词 ,是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语料 ,本文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从收词、书证、义项、释义四个方面 ,揭示了早期汉译佛经在汉语辞书编纂方面的重要价值     

民族民间文化建设的壮举：－《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

本世纪的中国民间故事史,以具有宏大规模与高度价值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作为它最后的光辉篇章。[1]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三家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和相关文件。1985年1月成立总编委会办公室,1986年5月组成总编委会,随后又将这三套书纳人十部文艺集成和志书之中,作为国家艺术学科的重点科研项目（除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外,尚有民族民间歌曲、器乐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舞蹈五部集成和戏曲志、曲艺志两部志书）。经过…     

论我国民法典编纂对《海商法》修改之影响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将对《海商法》修改的理论基础及修改时机产生影响,涉及民法与海商法、未来的民法典与《海商法》以及民法典编纂与《海商法》修改三组基本关系。未来的民法典与《海商法》之间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基于立法内部协调原则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要求《海商法》尽量与未来的民法典协调。《海商法》应当作出适时修改,但应充分考虑到对民法典编纂的原则、体系和内容的预见。     

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 “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

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接受上存在着两极现象：一方面是理论阐释上的诸多限制;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广泛阅读,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跳开了理论阐释上的限制。这样一种复杂情况,在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中有集中呈现。虽然编选者意欲通过选本的前言、后记之类介绍文字设定读者阅读接受的方向,但事实上随着阅读接受语境的变化,必将导致阅读接受上的偏移现象产生,现代派正是在这种阅读接受上的偏移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获得广泛认同的。     

《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考辨 ——以《梦窗词提要》为例

通过对《梦窗词提要》的得失辨正，发现《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思想自成体系，涵容了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之长，即以汉学实证方法考评词集版本与作家身世，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统观词人的交游网络与人格气节，以历史观念来观照词集的艺术价值与词史定位。在考量词人的人品与文品时，《总目》词集提要秉持“未以其人掩其文”的价值尺度，表现出超迈时代的开明通达的批评立场。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清华简编纂活动中的编辑学解读

通过一个普通科技期刊编辑的视角，以仰视的心态，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编纂活动进行了编辑学的解读。研究了编纂活动的思想性，总结了文化创新之处，归纳出加工整理的科学性，弄清楚释读隶定工作的学术性，确信该书简将成为研究了解先秦文化的中介。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述要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已成为历史,但这一工作并未终结,其成果为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学者所重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仍在继续这一努力.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与考据问题,应从其准备工作开始,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与历史考证版的编纂历程,兼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考据成果,从中探索有益于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高校年鉴编纂中的问题与对策

高校年鉴的基本职责是准确、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和汇编每一年度本校发展变化的概况和资料统计，肩负起存史、资政、育人的使命，推进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