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走进对方的小宇宙

共情,亦称同理心,对于社工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字眼了。那么,为什幺要共情？我们一般会回答,因为案主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案主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大家的生活环境不同。为什么生活环境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想法？因为所接受的教育、接触的事物不同会导致各方面能力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诸如此类。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延伸到科学艺术领域,再回过头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容易说服自己不仅仅要从专业的角度对案主共情,而且在生活中对万事万物都需要“共情”。     

信仰教育的“双瓶颈”问题及其觉解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信仰危机,学界提出了信仰教育存在的诸多缺陷及对策.然而并没有触及其根本原因,即信仰教育的“双颈瓶”问题.观念认知瓶颈、心理疏导瓶颈是制约信仰教育效能的关键要素.只有在遵守主体间性律、心理共情律、零容忍环境净化律的基础上构建体验熏陶式方法以消解信仰教育的“双瓶颈”问题,才是提升信仰教育效能的核心路径.     

论声乐表演如何以声传情

歌唱是情感的艺术,以声传情,以情动人,情声交融,声情并茂是歌唱者追求的理想目标。但也有不少歌者舍本逐末．一味追求声音的炫技或表演的花哨,以至于所唱之曲难有动人心扉之妙。从情与声的关系展开分析,就如何才能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帮助歌唱者树立良好歌唱理念。     

情欲信 辞欲巧——秦汉论说散文透视

在中国散文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秦汉论说散文在情感与文辞方面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从而呈现出＂情欲信、辞欲巧＂的时代特色。文章着重分析了秦汉论说散文＂情信＂、＂辞巧＂的特色,并从先秦的优良传统、辞赋的直接渗透、文论的侧面推动、社会的现实影响四个方面进一步探讨秦汉散文这一时代特色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     

先秦复辞辞格的审美特点

复辞这种辞格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点。在先秦作品中,主要体现为诗经整齐、匀称的形式与诗经中复辞的语形整齐美(对称美),诗经儒家温柔敦厚、情理中和的内容与诗经中复辞的节奏和谐美(中和美),诸子散文复辞的理性精神美。楚辞复辞的参差美,历史散文复辞的语形繁复美。     

司法过程中的共情

通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感受和思考,共情是一种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共情是公正司法决策得以可能的前提,只有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双方的事实争议和诉讼请求,也只有对案情进行共情地理解,才能给出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共情也是公正司法决策的保障,共情可以克服法官的偏见,也可以克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此同时,共情具有熟悉偏见、此时此地偏见等局限,这些偏见会导致法官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法官必须诉诸经验和常识,并通过学习机制来缓解或消除熟悉偏见,通过正确的共情方法来缓解或消除此时此地偏见。我国法官的司法共情是比较普遍的,就共情的具体运用来说,我国法官在产生司法共情的同时,能够恪守法律的底线,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