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艺术思维中的民间色素对"理"与"情"的重注

元明之际,中国艺术思维虽承前朝而来,仍受到宋儒的影响,但元蒙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冲击,反而促成了将艺术思维引向民间.至明代,民间色素进一步对"理"与"情"作出重注,祝枝山、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更是大胆地解构着儒家道统,明代民歌,尤其是情歌,可谓彻底摆脱了礼法之定规,为激活艺术思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重识新诗“诗性”观——纪念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新诗已年届百年,但新诗的文体标准抑或诗性特质仍然没有一致之论;既往的探索虽然丰富多样,但提出的观点大多属于进乎技矣的大道之论,很难将它们落到实处;问题的症结在于诗人的创作、批评家的阐释与读者的欣赏之间出现了话语装置的混乱与错置现象,无法充分揭示新诗艺术及精神的成就与奥秘;就当下而言,我们可以甚至必须从现代汉语言及现代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情智双修为轴心,在秉承及转换中外诗艺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个人性、公共性、神圣性、世俗性、现代性及后现代性体验都各有探索的新的诗性标准。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真实不伪:前孟荀时代的人性论——以"眚自命出,命自天降"为基点

以往诸学者一谈及先秦时期的人性论,莫不以孔、孟、苟之“三段论”为要,且易以善恶之伦理范畴来界定之,然自此一时期简帛的出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先秦人性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故文章拟以新近出土之简帛,尤其是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史料基点,对先秦人性论付诸以全新、深入之考查,以图对以往学界对先秦人性论贯之以善恶界定之思维范式有所突破,从而向先秦人性论之整体原貌无限趋近。     

甲骨文家谱刻辞研究——对《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甲骨的考察

《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第1506片甲骨刻辞涉及到所谓的“家谱刻辞”,对其真伪的研究,在过去的百年甲骨学史上,一直是甲骨学界和殷商史研究中争议不决的热点问题。而且,明显地形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以于省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为代表的真伪两派学术阵营。本文在认真考证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片甲骨为真品的结论。     

《周易》卦爻辞三议

《周易》卦爻辞曾一度被认为是占筮的记录,然而对此书需要作三点思考:一,具有明象功能的卦辞爻辞,在《周易》推理系统中作为类比的譬喻例子具有由此及彼的逻辑功能;二,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三,吉凶断语是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对几千年来人们的思考与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从中国传统思维看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综合思维 ,具有整体性、重“情”疏“理”等特征。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 ,与中国传统抒情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 ;第二 ,与西方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中国传统思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浅论藏族当代作家贡卜扎西诗歌的抒情艺术

本文探讨了藏族当代诗人贡卜扎西诗歌写作的抒情艺术。认为它以抒情为生命,具有抒情的主观性,并艺术地化物为情,化理为情,使之成为诗人感情燃烧的、特有的、精美的产物。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