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雅·荡》中“荡荡”等词语辨释

《诗·大雅·荡》历来注疏者甚多,其中有些词语的训释尚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应训“荡荡”为“广大”,训“疾威”为“非常威严”,训“辟”为“有法度”,训“谌”为“专一不变”,训“滔德”为“灾难”,训“兴”为“招致”,训“力”为“功效”。     

胡寅中道观探析

胡寅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儒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对儒家中道观念的贯彻与运用。在他看来,中道乃是究极圆满之道,具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大公至正、纯粹精一、赅摄万有、圆融一切的内涵特征,可以充分体现出儒家的根本精神;同时,中道融摄道、理、心、性诸本体性范畴之义涵,既是宇宙万有之本原,亦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境界。这样一种中道观贯彻于胡寅的整个儒学,既是他批判佛、老等异端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其救治时弊、经邦济世的根本理念,因而对于胡寅的儒学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袁世凯的人才观探析

袁世凯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同时更善于笼络和驾驭人才。他的人才观主要包括育才、举才和驭才观。废科举、兴新学、倡游学构成了他的育才观;广泛收罗、兼收并蓄、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不限成例、破格擢用构成了他的举才观;而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则构成了他的驭才观。     

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

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为魏晋玄学之三派。在汉文疲敝的背景下,竹林玄学以礼义文化为非自然,故而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玄学本质上是道家之学,他们对流于虚饰的文化批判在逻辑上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先导。从嵇康、阮籍的激烈态度至王弼、向郭的价值学说,其逻辑之演进有类于从先秦道家之为道日损再至儒家的道德重建。正始玄学举本统末,其指归在于法道而行,趣于同乎道、冥于神之境。元康玄学崇有而倡独化,其宗趣在于肯认人生之自由——自己由乎自己。王弼言本无,可谓由体而发用;向郭倡独化,则是由用而显体。虽然发论途径不同,体用不二之理趣则为共通。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明初申明亭考论

明朝洪武五年朱元璋正式建立申明事,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亭内树立板榜,定期张榜公布本地有过错人的姓名及其过错行为,并由老人主持轻微诉讼的调解,以此"申明教化".这一制度是在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和明刑弼教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解决当时越诉、诉讼泛滥等情况应运而生的,并且逐步形成了明初的一项重要乡里制度.     

《水浒传》对举词特殊用例

汉语中两个相对仗的词素构成双音节词可称对举词。本文就《水浒传》对举词不保留词素原义的特殊用例进行分析。除偏义使用和表度量衡的对举词外，大量对举词义已由词素质义引申，包括扩大、缩小、转换（代称）、抽象（虚化）和概括。文末还就《水浒传》对举词与有关语词特殊搭配的用例作了探讨。     

罗泽南辨学思想简论

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 ,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 ,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 ,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