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借贷契约论析

唐代借贷分计息借贷与不计息借贷两类,从出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敦煌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看,唐律令确立了对不同种类的借贷之债,采取不完全相同的保护原则.民间相对成熟的立契技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借贷关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而且也为后世借贷行为立约提供了示范程式.所有这些,当是中华民族古代民事关系理念在形式上的体现,也是我国现行借贷之债成立要件的某些民族法文化渊源.     

举业成功：《聊斋志异》科举书写的另一面

《聊斋志异》中不仅有科场失意,也有举业成功,而且后者的比例更多。书中的举业成功故事,其功能有三种：一是功名的获得被视为家族使命,以此勾勒世俗意义的圆满人生;二是秉承史传文学劝善惩恶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儒释道三家的相关思想,以功名为最高奖赏;三是揭露科举成功背后的荒诞与虚无,进一步批判科举。可贵的是,在深受当时社会观念和思潮影响的同时,作者不时流露出矛盾心理,其中不乏他对现实人生的独特感受。部分篇章不再简单停留于落第举子的愤懑之情,而是由科举放眼到社会人生,体现了更为深远的人性思考与社会关怀,作品的主题也因此更为多样化。     

《全芳备祖》文献疏失举正

《全芳备祖》是南宋一部专门辑录植物资料的类书,因保存了较多他书及本集已佚的诗词作品,遂成为后世历代重要的辑佚工具书,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该书存在着较大的文献疏失,其所辑录的诗词作品错谬讹漏较多,署名方式混乱,诗句重出以及漏刻作者的情况屡见不鲜。最为严重的是有130余处误题作者,其中既有明显地恶意混淆是非,也有不负责任地以讹传讹。这些文献疏失使其文献价值大打折扣,也严重影响了后人判断作品的真正归属,因此使用该书辑佚时尤当审慎。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墨子推理方法对于孟子的影响

墨子受儒学影响而非儒,孟子评击墨子,然而墨子推理方法对孟子有诸多影响,如三表法、"辟式"、"援式"、"推式"与归谬法等。从推理内容来看,墨子为求兴天下之利以说服君王,注重社会公义;孟子将说服术运用于说服君王行仁政、王道,注重伦理关系。从推理特征看,墨子的推理方法呈现推论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论述观点也与情境构作相配合,此对孟子有极大的影响。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