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的疑问

现代社会人们对精神产品的追求逐渐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理性"这一假设却无力解释这些经济现象。从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对学术界产生的主要疑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可见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人性,是真实的经济活动的基点。这一认识为人们深入理解经济活动的动机和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思路。     

投资扩张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经济运行的态势良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其中,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较强是个主要矛盾。投资 受预期的影响,非理性预期是投资盲目扩张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将科学发展观引入理性预期的概念之中,能够 提高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的科学性。建立健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和提高全民的文化 素质,有利于形成信息的充分性和对称性。     

两种非理性生存哲学表现论--略论陀氏作品中的蛆和虱子意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挖掘人物的自我意识和矛盾、分裂的心理世界。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中是什么。他的小说文本通过意识与现实的切换、对内对外两种话语指向的交融以及场面化的激烈辩驳,表现出了主人公们反传统理性的生存哲学。《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和《罪与罚》的主人公正是这种与世俗理性抗争的自我折磨的英雄。     

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当代流变

经济学的传统是以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本文通过介绍经济学的发展,以一股新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系统思维或非理性主义的潮流,冲击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对经济学理论反思的同时,并对经济学的未来进行方法论的解读。     

互惠的缔结与实现--经济利他主义的"道德生产力"

互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主题。互惠机制形成于利己与利他混和动机的博弈制衡,基于形式互惠囿于利己困境而产生的根本性难题,本文提出,必须突出经济利他主义的“道德生产力”主动性,推动由形式互惠向实质互惠的过渡,而以人性高越精神的张扬为规范性约束战略核心的利他实践理性,正是实质互惠的建设性源泉。     

政治是法律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并存的两种社会现象,法律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大体同期,性质彼此一致,内容相互交叉,变化彼此互动。在有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以来,法和政治就与国家紧紧相随。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法律和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上层建筑的视野中,法律和政治都以国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逻辑思维与偏见之关系略论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思维。但我们在考察逻辑思维时却发现，它在证明科学理论的同时常常也证明着伤见．如何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捍卫真理而摒弃谬误，成为克服偏见这种思维“病毒”的有力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力图从逻辑思维与偏见的关系入手，根据科学史上逻辑思维与偏见顽强抗争的事实，探讨战胜偏见的主要途径。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