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建构主义提供了微观认知教育活动的话语路径 ,本文借助建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重新审视把握了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和知识创新使命 ,并且引入文化建构主义的一些观点 ,重新肯定教育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张扬和理性精神的培养 ,才是现代社会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     

交往理性:寻找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路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止于悲观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时,试图寻找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以达到重建理性之目的.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中单位制的变化在整个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位制原来得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已经消失或正在消解,这种消解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走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逻辑。     

列宁论科学发展观

在列宁看来,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这种唯物主义既是实践的又是辩证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即他所指的“现代唯物主义”。发展观是否科学,关键看承认不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承认不承认事物的运动、发展不仅有量变,而且有渐进过程的中断、飞跃、质变;科学发展观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同时适用于自然界、人类认识与思维。列宁关于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914—1915年在瑞士伯尔尼期间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哲学所留下的八个笔记本中,特别是其中比较完整的《辩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和列宁关于那些应当构造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原则性指示以及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提到的辩证逻辑的要求中。     

从自然科学的"暂时疾病期"来看掌握辩证思维的重要意义

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人们不懂得辩证法,不善于自觉地辩证思维,是造成科学发展发生波折、产生所谓“科学疾病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的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恩格斯语)。     

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政治规则为什么有必要 ?或者简单地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制度 ?这是一个既是“已然”(经验性命题 )又是“未然”(思辨性命题 )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追问和解析。本文通过“无赖原则”等八个方面的归纳与探讨 ,从多种视角透视了制度创制、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和客观价值意义 ,揭示了人类规则体系所特有的既基于人性又超越人性的文明特征 ,为政治规则与规则政治的内在关系的确立 ,寻求一种理论支撑点。同时 ,本文的研究也为完善政治学学科内容、裨补政治学学科这方面久已存在的阙失 ,提供了学术尝试。     

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

德国古典哲学以其深刻的思辨和晦涩的语言而著称,与前此的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德国式的思辨理性或辩证理性与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神秘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从艾克哈特的神秘的"心灵之光"到马丁·路德的内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再到雅各·波墨的深刻诡异的"神智学",都包含着一种在最高的神秘意识或认识中实现对立面的同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理性的思想根源。     

论主体意识与主体性问题

近代主体意识觉醒是主体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而现代主体性困境则是个体主体意识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主体性问题的根本解决 ,有赖于主体意识的成熟 ,而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不断解决、主体性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 ,又实质性地促进了主体意识的完善和成熟     

康德的上帝观论析

康德的上帝观乃是对实践理性中道德公设的回应,是绝对律令得以实现的最后保证,它是一种逻辑的结果,而非理论的前后不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上帝观是一致的,他的宗教观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     

重估科玄论战——兼论丁文江对传播科学精神的贡献

科玄论战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学术事件 ,时为中国科学界巨擘的丁文江 ,在这场激烈的学术论战中 ,高擎科学的大旗 ,与玄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极大提高了科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 ,对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时代所限 ,丁文江对科学抱有一种过分的乐观 ,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精神自身所面临的逻辑悖论和复杂性